贊比亞曾是非洲經濟成長較快的國家之一，但在大舉向中共借貸後陷入嚴重債務危機，國家一度瀕臨破產，民眾生活也受到沉重衝擊。
中共大型國有銀行及金融機構以基礎建設投資為誘因，持續向贊比亞政府與國營企業提供貸款，並透過複雜的融資架構擴大影響力。隨著債務不斷累積、償債能力轉差，中國貸款機構在追討債務時態度強硬；加上貸款資訊不透明，債務重組進展困難。嚴重乾旱所造成的限電，則使這場危機進一步波及一般家庭與小型企業。
贊比亞約六成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電力供應又高度依賴水力發電。2024年，該國遭遇數十年一見的嚴重乾旱，水庫乾涸，加上電力公司的財務困境，供電開始受到限制。
自2024年3月起，贊比亞持續採取輪流停電措施，大片地區經常斷電，部分時期每天僅有4小時供電。對一般家庭而言，日常生活因此變得更加困難；仰賴電力抽水灌溉經濟作物的小農場主，損失尤其嚴重。
盧薩卡郊區菜農卡南格瓦・紐洛夫（Kanangwa Newlove）表示，因為無電可用，她無法灌溉農作物，只能看著10英畝菜田在高溫中枯萎，或將作物拔除後拿去餵豬。
紐洛夫說，斷電也令她無法冷藏蔬菜，並使牲畜養殖及屠宰業務難以維持。她被迫大幅縮減耕作面積、減少播種，自然也無力聘用季節工人。雖然電力公司會預先公布限電時程，但時程並不穩定，使她無法安排作物照護或及時採取減損措施。每天僅4小時的供電不足以維繫農場運作，她已被迫考慮是否關閉農場。
在贊比亞各地，面臨類似經營崩潰風險的小企業主不計其數。
電力公司借債與國家債務危機
2011年，贊比亞電力公司（ZESCO）與中國工商銀行（ICBC）簽訂一筆接近2.85億美元的長期貸款。十多年後，該公司又陸續向工商銀行及其他中國貸款機構舉債，最終與贊比亞政府一樣深陷債務問題。
贊比亞是全球負債最重的國家之一，也是COVID-19疫情期間非洲第一個主權債務違約的國家。作為全國最大的國營企業，贊比亞電力公司也是該國整體債務的重要來源之一。
一項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主導、23家媒體機構共同進行的「中國資本」（China Capital）調查，檢視約480萬份文件，內容涵蓋客戶檔案、盡職調查報告、貸款協議、會議紀錄及中英文內部電子郵件。調查指出，中國工商銀行透過其英國子公司與倫敦分行，向贊比亞政府及企業提供貸款，並使其陷入嚴重債務困境。
贊比亞及不少非洲國家雖擁有豐富資源，基礎建設卻相對落後。中共因而提出提供資金、技術與人力，協助這些國家推動基建。
該調查認為，中國工商銀行雖以商業銀行身分運作，但與其他中共貸款機構一樣，被用作中共外交政策工具。工商銀行評估全球貸款申請時，經常將「一帶一路」倡議納入考量，並透過複雜貸款安排，向償債能力有限的贊比亞提供條件嚴格的高風險融資。
同時，不少中國企業積極遊說贊比亞國營機構持續借入新債以推動開發。贊比亞政府本身也急需資金投入基建，中國貸款在表面上取得較容易，多項因素共同將該國推向深重債務。
基建熱潮與貸款擴張
2011年，贊比亞經濟前景受到看好，政府開始大幅投資輸電線路、高速公路、體育場館及機場等全國性基礎建設，並積極尋求外國投資。
中共也在同一時期加速進入非洲。2013年，中共黨魁習近平宣布「一帶一路」倡議。對贊比亞等非洲貧困內陸國家而言，中共宣稱可作為西方融資機構以外的最佳替代選項。
非洲國家接受中國融資的原因包括：相較西方貸款機構，中國貸款附帶的經濟政策條件較少；西方在非洲的殖民歷史印象仍然存在；中國投資者也願意進入其他投資者不願涉足的領域。對西方企業來說，贊比亞的風險溢價與資本成本均較高。
德國經濟學家、贊比亞良好財政治理項目負責人芭芭拉・杜茨勒（Barbara Dutzler）表示，中共採取的是國家與產業協同一致的作法，具備整體地緣戰略規劃，並對投資進行引導與控制；即使投資未必獲利，只要有助於推進中共議程，仍會投入資金。
對於書面提問，中共駐贊比亞大使館否認透過放貸尋求政治利益，並聲稱中方嚴格遵守市場規則與國際規範、尊重合作夥伴國家的意願，不會強迫他國借款、施壓要求償還貸款或在協議中附加政治條件，也不謀求政治利益。
贊比亞是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在大宗商品繁榮及中國對銅需求強勁的帶動下，2004年至2014年間，贊比亞國內生產總值年均成長7.4%。然而，經濟成長主要集中在城市與採礦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弱點並未消除。
在這段期間，紐洛夫等小商家生意興隆，對未來抱持希望；但對贊比亞赤貧人口而言，多年經濟成長並未轉化為更多具生產力的就業機會，生活水準也未見明顯改善。
由中共資助的基建計畫，常被指未經公開競爭招標便獲批准，且部分工程資金使用效率不佳、造價偏高。一些項目被認為偏離國家發展優先目標，未能有效帶動經濟成長。
許多贊比亞政治人物也被指為展現政績與爭取選票，選舉前倉促修建道路或推動其他基建工程，導致工程品質不佳、短期內損壞並需再度維修。部分官員曾試圖放緩借債速度，卻被批評為「財政保守主義」。
銅價下跌與債務失控
在贊比亞大量舉債之際，主要出口商品銅的價格卻持續下滑。國際評級機構很快發出警訊並下調贊比亞主權信用評級。2015年9月，標普全球（S&P Global）指出，低迷的銅價預料將使贊比亞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外債負擔也會「加重」。
儘管債務壓力已日益沉重，中國債權人仍持續放貸。當時贊比亞的債務管理能力有限，難以完整掌握所有借款情況。
2010年代，大批中國企業進入贊比亞，為取得基建工程合約，主動協助贊比亞政府及相關機構安排中國工商銀行與其他中國金融機構的貸款。
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全球中國倡議」研究人員吳天一（Tianyi Wu）指出，承包商協助安排貸款的模式在贊比亞逐漸制度化。贊比亞政府發現，將貸款申請與籌資事宜直接交由中國承包商夥伴處理較為方便。
不過，在這類交易中，中國同時從貸款方與承包商兩端獲益，贊比亞則承擔償還責任及大部分金融風險。
一名前贊比亞財政部官員表示，財政部原應負責監督借款事宜，但後來發現許多環節無法掌控；一段時間內，整個借貸流程幾乎無人統管。
中國非洲研究倡議（CARI）的研究顯示，在獲得中國貸款的非洲國家中，向贊比亞放貸的中國金融機構數量最多，而承建中國融資基建項目的中國承包商數量則位居第二。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腐敗、利益輸送與制度缺失加劇了贊比亞的債務危機。大筆資金投入大型基建工程時，政治人物可能藉機收取回扣或從中獲利。
即使贊比亞的風險不斷上升，中國工商銀行仍擴大當地借貸業務。隨著債務增加，贊比亞反對派政治人物與公民社會團體愈來愈擔心中共涉嫌掠奪性放貸，國際媒體亦開始關注所謂「債務陷阱外交」：債權國刻意使借款國背負過重債務，進而要求其作出讓步。
電力公司還款壓力與違約
贊比亞電力公司向中國工商銀行借入的2.85億美元貸款中，第一筆2000萬美元還款原訂於2018年6月到期。然而，當時該公司已陷入嚴重財務困境，不僅債台高築，也拖欠電力供應商款項。在此情況下，中國工商銀行仍承諾為另一項由中國企業特變電工（TBEA）參與的電力計畫提供數億美元融資。
中國工商銀行內部紀錄顯示，該行早已擔心贊比亞電力公司的償債能力。由於降雨量減少，水力發電收入下滑；同時，該公司還背負由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工商銀行共同提供的15億美元水電站貸款，且剛支付1500萬美元貸款管理費，使財務壓力加重。
儘管如此，中國工商銀行總部仍要求倫敦分行從代為管理的贊比亞電力公司準備金帳戶中轉出2000萬美元。內部報告顯示，總部甚至在相關文件尚未齊備時便施壓要求付款。由於該帳戶完全由工商銀行控制，銀行得以直接動用帳戶資金償債，令贊比亞電力公司的壓力進一步上升。
2014年至2019年，贊比亞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增加超過4倍。2020年，贊比亞電力公司一家子公司未能償還15億美元水電站貸款；贊比亞同年也因拖欠外債陷入主權債務違約，被迫與債權人協商重組。
為降低財政壓力，贊比亞政府削減燃油等補貼並提高電價，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進一步拉高生活成本。2023年，贊比亞遭遇4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水力發電量大減，全國持續停電，企業與農場均受到重創。斷電也引發盜竊問題，商家被迫額外購置發電設備，許多店鋪和農場最終倒閉。
貸款保密與重組協商
這場危機也凸顯中共貸款的保密問題。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發現，截至2021年8月，贊比亞積欠中共官方及商業貸款機構的未償外債約66億美元，幾乎是政府公布最高數字的兩倍。
AidData等機構在2021年的研究指出，中共貸款合約通常設有嚴格保密條款，外界難以掌握實際債務規模，也使其他債權人不易評估贊比亞的償債能力。中共長期堅持不接受債務減記，令重組談判延宕多年，並拖累經濟復甦。
其後，中共同意與法國共同擔任官方債權人委員會聯合主席，並在2024年與包括中國工商銀行在內的商業貸款機構原則上達成重組協議。
債務危機也明顯改變贊比亞民眾對中國的觀感。非洲晴雨表調查顯示，對中國經濟與政治影響抱持正面看法的贊比亞受訪者比例，已由2014年的72%下降至2022年的42%。
贊比亞的經驗顯示，中共對外放貸涉及貸款資訊不透明、債務償還困難及重組談判複雜等問題。這場債務危機所付出的代價，最終由一般民眾、企業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