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一个相对较新的机构——中央社会工作部（the Central Society Work Department，简称CSWD／中社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关注。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于2023年，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国因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封锁和经济放缓而爆发的地方抗议活动。中共表面上希望中社部能够「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地处理公众的投诉和建议」。中社部也旨在更好地征求公众意见，包括个人访民的意见。
然而，独立分析人士和本报专栏很快发现，中社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个人层面的监控、贿赂和打压，获得中共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更大控制。只有在必要时，社会改革才会显得是由中共发起的，而不是源于个人的抱怨和举报。
过去，中国个人可以对腐败官员进行请愿举报，但是现在，中社部会把他们与近乎犯罪、精神病、经济困难以及其他「问题」人士混为一谈。他们会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受到监视、刑事定罪，或者仅仅提供足够的额外社会服务，让他们保持沉默。
近期的相关学术研究和媒体报导开始逐渐引起关注，强调中社部实际上是一种集中控制各种相对自主的中国个人和地方小区解决问题的方式，其方式是确保这些解决方案不威胁政治稳定，并符合中共纪律和党的建设要求。这包括强制将地方「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信访局、志愿者和基层政府」等以组织的形式纳入中社部管理之下。
被针对的个人不仅包括那些「有问题」的人，还包括那些通过个人职业（例如网络红人、零工经济工作者或科技工作者）相对独立于中国传统就业等级的人。中共将这些人视为威胁，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对党负责的党组织。
受中社部监控的人员被视为「五失人士」（five-loss individuals），因为他们被认为符合五类不良行为，即失能、失智、失业、失地、失学等。他们往往存在经济或家庭问题、精神或情绪障碍，或其它生活挫折。任何向政府请愿要求改变的人很容易被列为「五失人士」，这被认为是将他们渴望在中共体制之外改变的行为认定为精神或其它个人障碍的一种表现。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确实会为被列入「五失人士」名单的个人提供一些福利，包括偶尔的债务减免、咨询，甚至房屋维修方面的帮助。然而，被列入名单并不值得，因为这会让他们面临额外的监控，甚至可能被定罪。
中共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直接将「良好」的社会工作与中共长期控制中国的能力联系起来。社会工作部将监控与服务相结合，旨在减轻问题人士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可察觉的风险，包括可能从个人蔓延到村级，或从村级蔓延到省级或北京政权的社会或政治不稳定。
导致社会工作被重新重视的最显著因素就是几年前新冠疫情封锁带来的不稳定，包括罕见的公开抗议，个人举着白纸黑字的抗议，以及一些呼吁政权更迭的抗议活动等。中社部致力于使此类运动以及其它社会运动（包括罢工和针对地方官员的大规模请愿）在萌芽阶段更容易被识别，从而更容易通过低成本的个人层面解决方案、镇压或政策改革来平息社会怒火。
这项政策改革看起来似乎是由中共发起的，而非为了应对抗议活动。近年来，诸如车辆高速冲撞人群等群体性袭击事件在中共治下频发，甚至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中共认为「五失人士」更有可能实施此类袭击，这为其加强监控而非进行长期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借口。
通过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个人层面，中共试图逃避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责任。与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相比，中国大陆民众更容易遭遇经济问题，因为中国大陆民众的平均贫困程度高于东亚其它地区。这源于中共错误的经济政策，包括挥霍纳税人金钱的侵略性军国主义。由此导致的中国各地民众的经济困境往往会加剧其家庭和情感上的困扰。
同样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是，中社部是中共乃至全体共产党员试图用自身解决个人层面问题的失败尝试来取代宗教和其它小区组织的社会安全网的又一个举措。这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中共手中，使其无法参与那些中共自认为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组织所提供的地方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宗教一直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粘合剂。随着共产党人瓦解这种粘合剂，他们被迫用某种东西取而代之，否则就会遭受更大的政治不稳定。后者显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因此，通过镇压和所谓的个人层面的社会服务来加强国家控制和监控是中共采取的策略。然而，这只会减少社会对中共的反馈，使改善中国所需的真正改革更加难以实现。
鉴于民众自发支持公民社会而非共产主义「解决方案」的意愿增强，中共试图接管社会工作领域的尝试必然会导致政府形式更加僵化，公众对中共的失望也会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