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曝出秦刚早已死亡的内幕消息，成为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门话题。台湾”上报”发表文章《秦刚死讯疑点重重，习近平已方寸大乱》，作者颜纯钩认为，这一报道存在明显的疑点。例如，秦刚爬到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大半生过五关斩六将，已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比如副总理甚至总理）。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多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
文章说，若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料”，那又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看更不可言说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视线。为此，把秦刚李尚福的窝案，归于最令人讨厌的间谍案就是最现成的办法。
作者猜测，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严重最不可容忍的案子，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阴谋案。假设有党内高干密谋，并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连不同部门高官举事，一旦政变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权力，届时国防部与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门，要政变没有这两个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政变功败垂成，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万幸，却又是非常丢脸的事，也会产生极大政治震荡，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会被怀疑，习近平的个人声望大大受挫。将秦刚李尚福的政变窝案裁赃成间谍泄密窝案，一则查无实证，二则罪不可赦，自可手起刀落连窝端，不留手尾。
“激女”：便于理解又极富煽动性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中国激女：本土女权裂变的生命力，及其面对的质疑》，作者桃吐指出，”激女”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女权讨论中的主流。除了常见于社交媒体、使用同一套话语，她们似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共同特点。但在性别议题空间中，她们又无处不在，散发着可能是国内此前大部分女权活动人士都达不到的网络生命力。她们的话语体系逻辑完善、便于理解又极富煽动性，即便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的人也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避开它们–更何况可能没有人真的可以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激女”的一套”黑话”大致可以分为针对男性的辱骂和针对两性关系的解读两个部分。通过这些词汇，女性被分为婚驴/男宝妈/精神男人（厌女爱男的）和激女姐妹（爱女厌男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半醒不醒的自由人”。
文章认为，比起解构，本质论至少在扁平的互联网传播路径上更具优势。有人提出，我们正在经历发生于互联网的”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网络的去中心化让话语权更加分散，更多人得以发出声音、更多讨论圈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个体叙事的盛行难以避免地与消费主义合流，同时进一步巩固了阶级鸿沟，集体话语被压制的现实也因此变得更隐秘。
作者说，在中国，情况还更为特殊。政府一方面需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对可能触及政策或制度问题的女权主义讨论或行动严防死守，因此女权主义不但不被允许出现在线下，联机上也被划定了安全区域。换句话说，我们能看到的女权话题都是官方允许的话题。如今的女权博主们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有着自立自强独立女性的形象，专注于搞钱搞事业。事实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最鼓励的一种叙事：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阶级跃升–即使你是女性。将问题简化成完全可以靠个人努力解决的模式而回避结构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更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