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消费者、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多年来为实现中央政府的增长目标而过度借贷，中共面临越来越大的债务压力。北京面临着用最少的工具解决这些债务的难题。
中共（以地方干部执行中央指令为特征）的治理结构方式，将决定其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省份之间关系的策略。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只能反映出部分现实。官僚机构、收入和支出的政府机制显示中共是一个相对去中心化的国家。作为一个简单的衡量指标，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占公共支出总额的74%。相反，2022年在中国，中央政府征收的公共收入占总收入的47%，仅占政府总支出的14%。换言之，尽管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为满足特定需求而收取的资金支出是高度去中心化的。
这笔钱可能花在了地方，但北京设定了方向。例如，多年来所设定的过高的年度增长目标，近年来成为官方指导方针。北京给各省县指定目标，结果是荒谬的，几乎每个省份都会报告全国增长率的增长。
这种中央指导和地方决策加上威权主义，即使在地方一级，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每年，当北京宣布目标行业时，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都会在官员指定的行业上投入大量资金。这导致，无论产品质量或专业知识如何，受青睐的行业的资金迅速供过于求，因为每个追求补贴的省份和公司都试图进入一个陌生的行业。仅在2023年，中国就有近11,000家半导体公司倒闭，几乎所有倒闭的公司都曾经得到过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种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问题的集中化也表现在其它方面。清华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水平接近13万亿美元。研究人员认为，中共处理如此高额地方政府债务的方式之一是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这样一来，中央的指令与难以控制的地方收支造成了冲突。
虽然从理论上讲，将地方政府债务转移给负债较少的中央政府可能听起来不错，但它没有考虑到中共权力下放的动态。北京中央政府每年只花费5000亿美元，如何能够偿还超过13万亿美元的债务？即使中共政府官方的10年期国债利率为2.5%，这也需要中央政府将近三分之二的支出用于支付利息。
从理论上讲，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所需的变革很简单。但实际上，它们是深刻的、难以解决的和棘手的。
即使主权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较低，一个缺乏收支基础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从地方政府层面吸收任何实质性的债务。中央政府可能希望鼓励对目标行业提供融资。然而，当银行是国有的，并被告知要向某些部门放贷时，它会产生不正当的激励措施，让银行不受限制地放贷，而忽视市场力量，比如产品是否优质。寻求中央政府青睐的地方领导人会将资源投入到项目中，无论他们是否有任何优势或专业知识，都只是为了讨好中央。
从本质上讲，中共实行的中央集权分权代表了威权主义的失败。中央政府缺乏资金和人员来执行其愿景，只能依靠地方当局和领导人来执行。然而，地方领导人只是自己领域内的威权主义者，缺乏市场或法治护栏的限制。
一个地方领导人在当地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在地方上，银行和从这些银行借款的大公司都是由政府控制的。作为地方独裁者，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获得北京的晋升，所以他们没有理由遵守北京传令下来的权力限制，而且他们完全有动机打破这些规则以实现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
中央政府通过资金和基建（如桥梁）来衡量成就，地方官员们被激励去建设基础设施，而不管财务可行性如何。再加上他们既是银行又是借款人，而且对他们的地方权力的限制很小，如果他们不愿意进行更根本的改革，北京几乎无能为力。
这种模式在中国政治中根深蒂固，一句古老的谚语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山高皇帝远。」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严厉打击不追随他的派系和领导人，即使是完美的信息机器也会使他与任性的地方领导人隔绝。
除非中共解决威权主义的政治诱因，否则它将无法解决其权力下放难题。地方领导人正在向最强势的领导人学习，将自己塑造成地方威权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