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中国一直被低迷的经济状况所困扰，却无法或不愿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随着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月正式召开，社会各界对政策变化的预期也在不断增加。
中共政权已宣布将「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然而，即使监管机构真的这么做了，这些政策和措施能起多大作用呢？
通常而言，中央银行为实现经济上的目标，会根据货币的成本和可用性来制定货币政策。而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或限制国家支出，这与中央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相类似。经济学家期望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或控制经济活动，努力实现完美平衡，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目前中共治下的经济问题，源于其政权长期实行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积累了众多无法用标准工具解决的弊端，现在已经积重难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与认识论的出发点很相似，都是我们如何预估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成败概率。经济学家对刺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教条式信仰，这个共同的出发点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作为一种机械运行，已经进入了次优运行期，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利率，经济就可以回到最优增长轨道。换而言之，经济学家认为货币量和货币成本是使经济恢复到最佳水平和路径的唯一决定因素。
然而，即便是这个框架也依赖于对全球形势的假设。基于「经济需要更多投资来提高产出」这个信念，降低利率和增加政府支出都是为了促进更多的投资。
但是在理解中国经济的病症时，假设经济完全取决于货币量和货币价格，以及促进经济需要提高产出，这种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发布的数据，中共各级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财政赤字超过15%。中国的家庭和企业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群体之一，而中国的利率却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货币的数量和价格不是问题，传统的货币配置方式也不是问题。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最高，接近50%。
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中国需要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获得更多投资。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8%，而制造业却占全球的30%以上。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更多的投资只会给已经通货紧缩的生产市场带来更大的价格压力。面对巨大的供过于求、已经建好却遭闲置的桥梁以及大片永远不会被使用的房地产开发区域，人们不禁要问，中共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用来建设什么？
因此，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共政府正在从教科书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在经济放缓时降低利率并刺激经济，然而这里的实际情况却与教科书大相径庭。换而言之，中国经济看起来像患感冒，它确实像在服用普通感冒药，而实际上中国患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疾病，需要截然不同的药物来解决其经济弊病。
然而，如果中共政府想要重振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政治问题。为此，中国可以求助于各种解决方案，包括努力稳定人口数量，改革经济以促进私营企业和消费等等。而由于多种原因，至少稳定人口数量这个目标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促进投资和政府支出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官僚们是这些麻烦的始作俑者，因此改革的当权派似乎不太可能主动纠正这些问题。
中共政权是否真的会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而不只是发表给外界看的作秀式公开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共政权真的采取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想要治疗早已陷入颓势的中国经济，这也是用错药方了。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等。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移居美国。
原文： Beijing Offers the Wrong Remedy for China’s Ailing Econom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