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数字体制充斥欺诈与暴力 极端监控个人行为
陈恩得曾是一名在中共治下的所谓软件测试员，经手了不少国家企业和单位等官方项目测试。他先在一家软件测试「皮包公司」工作，又辞职到了阿里菜鸟科技的数据后台，再到天阙科技的政务平台工作，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亲身经历了中国数据造假、学术腐败与国家数字监控体系的重重黑幕。最终在2023年，他走线逃到美国，并将这一切揭露出来。他近日在大纪元专访中披露，他的行业充满了欺骗和造假，而中共利用数字信息严密地控制着社会每一个民众的生存权利。
今年36岁的陈恩得介绍说，早年他通过家人走关系，在2015年从一个车间工人进入了北京一家所谓软件测试公司，任职于软件测试项目。
这家公司表面上从事软件测试工作，实际却是一家连正式办公场地都没有的「皮包公司」，没有正式办公场地，也没有专业团队，只靠电话、微信联络指派工作。陈恩得的所有工作皆在自己租住的简陋房间进行。
他坦言，自己当时学历只有中专一年级，并未受过正式培训，公司甚至为他伪造了一份文凭来应付项目要求。
他名义上执行的是系统测试任务，实际上只是根据对方提供的使用手册和需求文文件，将操作流程与预期结果照本宣科写成报告，交由「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核章。
陈恩得的第一个项目是替中国石化（中石油）撰写测试报告。后续两年间，他陆续负责国家信访局、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宁夏信访局等单位的测试工作。
让陈恩得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农业大学的一个项目。对方的软件漏洞百出，他们也坦白地告诉他，这套旧软件只是改了个名字、拼拼凑凑凑出来的版本，目的是为了再次申报科研项目经费，实际根本不打算用。
同样的例子也包括清华大学一套「无人机操作系统」。陈恩得收到的只有一份操作手册，既没见过无人机，也无法启动系统。然而他仍然写出所谓「测试报告」，然后由国家信息中心审核、盖章，成为申报经费的依据。
陈恩得透露，这整个测试业务的核心人物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莉。她既是对外对接人，也是项目主要挂名人。皮包公司老板曾是陈莉在北航的学生，并在陈莉建议下成立「中策软评」，以承接更多「官方」测试项目。
为了让实验室具备「合法资格」，老板甚至贿赂国家实验室审核人员。陈恩得说：「这种上下串联、关系护航的模式，在中国官场几乎是常态。」
一次他被上司紧急要求连夜改写一份报告，并于次日亲自将两万元人民币现金送到国家信息中心。
当对方见他一进门，就明白来意，直接收钱、接过他带来的U盘，马上就打印报告、盖章、密封。
平常审核流程需时三至五天，但只要送现金、走关系，一天就能完成。
陈恩得做的报告越来越多，心里也越来越没底。他担心以后可能要背黑锅，因此就辞职了。随后上了半年软件开发培训班。
2018年5月，他进入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科技公司，工作内容是收集、整理用户物流信息，并将信息出售给国内快递企业。
他惊讶地发现，内部系统可以查阅用户购买记录、商品细节、收件人姓名、电话与地址等全套信息。
他说，阿里巴巴内部设有中共党支部，数据可随时提供给中共当局。「只要政府要打击某个人，这些信息全部都能即刻上报，没有人会拒绝。」
2019年年底离开阿里菜鸟科技后，陈恩得加入杭州一间专为政府提供数字政务服务的公司「天阙科技」。该公司负责浙江省「网格化管理」系统，将辖区人口依据户籍、居住、流动等类别分组，并设立重点关注名单，包含上访户、异议人士等。
这套系统可将异常行为实时上报，达到高效监控与预警目的，彷佛一个行动式的「数字摄像头」。系统也整合了阿里旗下的「钉钉」等企业内部工作流应用，帮助政府掌控基层员工的审批与行动动态。
陈恩得提到，自2016年起，中共开始推动数字人民币（数字钱包），2023年更升级上线数字身分证，全名为「国家网络身分认证」。目前全中国已覆盖17个省，并与微信、淘宝、小红书、中国铁路12306、国务院与地方政务平台等67个常用应用系统接轨。
他警告，一旦数字身分证强制应用于所有平台，「哪一天你若上了中共的『黑名单』，中共根本不需要花钱建集中营或动用公安来抓人，只要坐在办公室动动鼠标，封掉你的数字身分，就能剥夺人的所有自由与社会权利。
「生活会瞬间陷入黑暗，没法工作、没法购物、没法乘车、没法看病……」「你虽然活着，但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已经形同死亡。」
这种精准针对个人迫害的手段，被他形容为「一场数据文革」。
疫情期间，由于对封控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健康码加剧了社会灾难，如饿死、无法就医等，陈恩得向天阙科技领导反映说这是「助纣为虐」，结果被公司认定为政治观点不正确，被踢出项目组并长期边缘化，最终在2020年7月被解雇。
现在已经来到美国的陈恩得表示，在中国时他曾因害怕，不敢公开批评政府，只敢网上发些暗喻评论。但自从他翻墙了解「六四」、文革与活摘器官等事实后，他决定不再沉默，而且会坚持到底。
内地企业席卷香港 港本土商业特色难维系
近几年来，大陆的企业大规模进入香港，从珍珠奶茶和连锁餐厅，到运动服、电动车和黄金供货商，大陆企业已经进入香港的大街小巷，快速改变香港的商贸环境，当地的本土商家遭遇严重挤压，香港独特性被改变，经济越来越转向内陆。
根据香港投资推广署的数据，2024年，新增中国内地企业数量首次超过外资企业。共有273家内地企业进入香港，涵盖科技和金融服务公司、家族办公室、旅游企业和消费品牌等，而外资企业数量则为266家。相比之下，2022年，仅有92家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门店，不到外资企业208家的一半。
这些内企的经营模式也在改变香港的生态环境——低价快速抢滩市场、逼垮竞争对手的现象更为严重。
除了小店，大品牌也遭遇同样的冲击。中国外卖巨头美团于2023年借助海外品牌Keeta进军香港，凭借烧钱折扣策略，迅速成为香港外卖行业的领军企业，令竞争对手难以匹敌。十年前进入香港的英国平台Deliveroo于2025年3月关闭并撤离香港。
内地企业的涌入改变了香港的表面，而背后则是更深层次的政治转型。自从2020年中共颁布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后，这座曾以高度自治为荣的城市越发失去了自由。
尤其是COVID疫情后，尖沙咀旅游区的空置率飙升。在5月之前，整个零售额已连续14个月下滑。因大陆经济不景气，香港依赖的大陆客也已消费降级和减少各项支出。
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殷（Gary Ng）表示，港府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向北京越发靠拢，没有动力改变方向。
他指出，香港吸引内地连锁店比吸引外地连锁店容易得多，而且中国知名品牌的入驻也可以帮助提高官员的政治表现。
吴卓殷警告说，一旦内地品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反过来可能会侵蚀香港的独特地位。他担心香港区别于内地的商业特点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