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估中共可能對台動武的風險時，外界通常聚焦於軍事失敗、經濟放緩，以及石油與技術進口可能受限等問題。然而，糧食供應同樣是不可忽視的脆弱環節，且北京已意識到這項風險。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將確保糧食、能源資源與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列為攸關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的核心議題。其中，糧食安全被置於首位。對人口超過10億的中國而言，糧食問題格外敏感；目前約15%的中國人口曾親歷1959年至1961年的大飢荒，這場災難據估計造成3000萬人死亡，實際死亡數字更高。
北京近年藉由建立儲備、分散進口來源等方式，試圖降低對大豆的依賴。不過，大豆屬於容易損耗的農產品，使其應變能力終究受限。若要支撐戰爭行動，關鍵不只在於物資是否足夠，也取決於民眾是否願意把軍事勝利置於自身營養需求之前。若國內危機的出現速度快於戰場勝利，便可能成為阻止中共發動衝突的重要因素。
能源與技術可部分因應，糧食選項較少
中共使用武力時面臨的重大風險之一，是關鍵進口物資遭到中斷。至少自2003年起，中共領導層已開始擔心馬六甲海峽可能遭外國封鎖，因為中國多數進口石油都經由此地運輸。時任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當年曾警告，大國干預可能使中國能源安全陷入「馬六甲困境」。
不過，北京已囤積大量石油。若爆發危機，中共不僅能增加俄羅斯石油進口，也可能仿效莫斯科建立規避制裁的「影子船隊」，從中東運送石油。
外國技術則是近年另一項重要隱憂。中共一方面大量儲備晶片等關鍵零組件，另一方面也已成功研發部分國產替代品。
但在糧食自給問題上，北京的選擇明顯較少。中國的小麥、稻米與玉米等主要穀物，國內產量可滿足消費量的90%以上；然而，大豆、牛肉與大麥等重要食品，仍高度依賴外國供應商。
2000年至2020年，進口食品占中國食品供應總量的比例，已由6%增加至34%；分析人士預測，到了2030年，這一比例將升至41%。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飲食需求改變，不再僅以穀物為主。1962年至2024年，肉類在中國日常飲食中的占比增加了18倍。
大豆攸關肉類、乳品與食用油供應
大豆是動物飼料的重要原料，可提供複雜且豐富的蛋白質組合，其他食物來源與合成胺基酸均難以完全替代。一旦缺少大豆，中國畜禽養殖規模將縮減，國內肉類與乳製品供應也會受到威脅。
此外，大豆油是中國使用最廣泛的食用油，占近一半市場。棕櫚油、菜籽油等替代品同樣主要仰賴進口，也會面臨海上運輸中斷的風險，因此難以大幅緩解問題。
中國的大豆儲備可能僅足以支撐數個月。中共雖投入大量資源，試圖確保並分散海外食品來源，但這些措施對海運中斷的緩衝效果有限。
2013年，一家中國企業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中國最大的食品與農業企業旗下分支中糧國際（COFCO International）等國有企業，也在阿根廷、巴西等主要農業生產國購買農場並建設物流設施，以便直接向農民採購農產品。
這類直接投資可緩衝價格波動，並讓北京對採購數量及成本擁有較大控制力。中國同時持續提高國內肉類產量。然而，若海上運輸受阻，尤其是大豆供應鏈中斷，這些作法能提供的幫助仍相當有限；即便在和平時期，大豆供應鏈本身已十分脆弱。
耕地限制與長途海運加深依賴
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共難以避免進口大豆。中國缺乏足夠可耕地，無法同時擴大大豆種植面積，並維持主要穀物自給。在乾旱的中國北方，大豆每單位土地的產量與經濟效益，也遠低於玉米或小麥，因此從經濟角度而言，優先種植後兩者較為合理。
但主要大豆生產與出口國大多位於西半球，造成額外物流挑戰。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北京將美國大豆占中國大豆供應的比重，由40%降至約20%，並透過擴大巴西進口填補缺口。
然而，巴西基礎設施不足且自然災害頻繁，大豆收成較美國更容易受到影響。2024年，巴西一個州因洪災損失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大豆收成。
美國及巴西港口至中國的航線，也屬於全球最長的航運路線之一。例如，巴西桑托斯港距離廣州超過1萬英里，海運航程需時45天。大豆對濕度十分敏感，長途海運使貨物抵達中國時往往已腐爛；基於相同原因，大豆也不易長期儲存。
相較於北京宣稱可維持數年供應的稻米及小麥庫存，大豆儲備規模較小，且必須更頻繁更新。一旦進口中斷，中國大豆庫存可能只能維持數個月。雖然中共持續試驗生物工程飼料添加劑，希望降低飼料中的大豆使用量，但食品需求持續成長，抵銷了相關成果，中國對進口大豆的依賴反而不斷加深。
戰爭恐使航運與保險成本急升
若中國與美國爆發戰爭，食品供應鏈可能面臨生存層面的風險。在最極端情況下，美國軍方可能封鎖由西半球運往中國的貨輪，切斷中國多數大豆進口來源。中共在拉丁美洲並無海軍基地或前沿部署兵力，難以有效反制此類行動。
即使美國未實施禁運或海上封鎖，戰爭仍可能重創中國食品供應鏈。太平洋地區的任何戰爭，都會顯著提高海運保險風險溢價，甚至使航運公司不願進入相關海域。自2024年以來，胡塞武裝的飛彈威脅已造成紅海航運保險成本大幅上升。
太平洋戰爭的規模與成本可能更高，因為衝突將牽涉主要海軍力量，船隻也難以繞開危險海域。對許多航運企業而言，從巴西長途運送大豆至中國，財務負擔可能難以承受。
理論上，北京可提供國家主權擔保、補貼或抵銷航運公司的保險費用。但多數運輸公司由美國及其盟國企業持有，即使獲得補貼，仍可能停止向中國運貨，以避免協助敵對政權、避免員工面臨生命危險，以及防止未來因與中國交易而遭制裁。
部分中國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運用本國商船隊降低風險。和平時期，中國商船隊的運力確實可觀，中遠海運（COSCO）擁有468艘乾散貨船。然而在戰時，這支船隊將承受沉重壓力，除需運輸建築材料、工業物資及軍用食品外，還必須載運煤炭、鐵礦石等重要軍事與工業原料。
即使有船舶可調度，也可能缺少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無法確保大豆在漫長航程中維持新鮮。若船隻為避開最危險航道而延長航程，更可能超過大豆可安全儲存的40天期限；屆時貨物即便抵達，也可能已腐敗變質。
短期可動用儲備，長期恐引發社會壓力
太平洋爆發戰爭，並不代表中國會立刻陷入糧食危機。短期而言，政府可釋放國家儲備的大豆、冷凍豬肉及其他主要食品，以因應進口減少。政府也可下調動物飼料中大豆的最低添加比例，雖會減緩牲畜生長並降低肉類產量，但仍可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供應。
不過，這種由政府管理而得以緩解數月供應緊張的情境，已屬最理想結果。更可能的情況是，民眾恐慌性搶購加上海運受阻，令儲備消耗速度超出原定計畫，使原本可控制的供應短缺在數個月內演變成物價上漲與明顯食品不足。
中國糧食儲備能否如官方所稱提供短期保障，也存在疑問。過去10年間，一些地方政府用於儲存應急食品的倉庫，被發現不是空無一物，就是食物已腐爛，主因為貪污腐敗。這不僅令人質疑實際可用的額外食品儲備數量，也會削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衝突一旦爆發，若民眾認為供應中斷可能長期持續，便可能開始搶購與囤積。無論實際儲備有多少，終將耗盡，且物資很可能優先供應社會精英階層。
若戰事延續，農業生產者，特別是小型農場，可能被迫大量淘汰牲畜。家禽養殖將率先受衝擊，因雞飼料尤其依賴大豆蛋白，隨後雞蛋供應也將受到威脅。接著可能是豬肉供應下降；食用油則會變得短缺且價格高昂，餐館與家庭的日常運作都會面臨困難。
隨著物價上升與食品短缺加劇，民眾的忍耐程度可能逐漸下降。囤積、抗議，以及地方官員挪用或轉移供應物資等問題，都可能對北京形成愈來愈大壓力，迫使中共政府結束戰爭。
糧食脆弱性可能影響對戰爭代價的判斷
相較於能源與科技領域的脆弱性，中國糧食體系的問題更具根本性。若太平洋爆發衝突，美國未必需要封鎖中國農產品供應，也未必需要組成國際聯盟制裁中國的大豆進口。僅是保險成本飆升，以及船東不願駛入戰區的現實，就可能嚴重阻滯糧食供應，而中共政府對此幾乎難以應對。
若中共領導人相信能迅速取勝且不必付出重大代價，可能選擇孤注一擲。因此，威懾的關鍵在於讓其確信速勝並不可行。美國、台灣及其他相關方政府應加大無人機投入、重建彈藥儲備，並向中共清楚傳達：一旦爆發衝突，極可能演變為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只要中共領導層認定戰爭無法在初期分出勝負，隨之而來的國內危機便可能成為其避免開戰的重要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