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04日訊】由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30集電視劇《繁花》，以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商戰為背景，講述了男星胡歌飾演的主角「阿寶」從赤貧致富的故事。該劇去年底開始在中共官媒央視和網絡平台播出後熱度驚人，掀起了上海旅遊商機，讓官媒疾呼「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重振大陸衰落的經濟。
分析人士認為，該劇大獲成功除了劇情和畫面動人外，導演王家衛勾勒出當年那個充滿營商活力的老上海，對照上海封城以來中國經濟一直疲軟的窘境，恰恰成為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劑」。另有分析認為，該劇避開了敏感的政治紅線，因此並沒有反映當時真實的上海和中國。
《繁花》帶動的商機持續引爆。例如，上海和平飯店的「英國繁花套房」雖開出每晚16,888元人民幣（約合2,365美元）的高價，但從除夕夜到2月份的情人節、元宵節檔次都已被預訂一空。另外，上海傳統小吃「排骨年糕」近期的網絡搜索量暴增近10倍、1月初單週的外賣訂單量環比增長三倍，而同一時間在旅遊平台上的「上海私家團」等產品訂單增長也高達75%。
中共官媒追捧《繁花》商機
中共官媒《經濟日報》1月28日的一篇題為《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的評論形容，上海這般久違的榮景，全拜電視劇《繁花》所賜，因其開播後，迅速成為上海民眾的熱議話題。儘管全劇已播畢，但影響力不墜，劇中主要場景如黃河路、外灘27號等地都登上網紅勝地，還有網民製作「繁花之上海逛吃攻略」來引路。
該文強調，想讓《繁花》持續變現、帶動消費，「還需要政府和旅遊部門齊發力，讓更多人參與到城市文化旅遊中來」。
《繁花》改編自中國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說，經香港知名導演王家衛精心雕琢。以細膩的光影勾勒出劇中人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鏖戰於上海股市、餐飲與外貿服飾市場的恩怨情仇，以及主角阿寶的致富故事。
網民尤將劇中精彩對白視為商場箴言，例如將上海股市比擬為紐約帝國大廈「跑到屋頂要一個鐘頭，從屋頂跳下來只要8.8秒」「市場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有自己」，以及「人嘛，總要被一樣東西套牢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然而，這部自2017年籌拍、被譽為掀起「現象級」熱潮的電視劇，播映時的真實上海與劇中情節全然背道而馳，引發的政經話題格外受到輿論及學術界關注。
港媒:《繁花》如夢 上海股市榮景不再
香港《南華早報》1月27日發表題為《枯萎的財富（Wilting Fortunes）》的分析稱，該劇設定的1990年代初期，上證綜合指數才剛開市不到兩年就飆漲167%，而當今的滬股卻自2021年底飆上高點以來已蒸發掉1.45萬億美元，全中國的資本市場更從當時的總市值13萬億美元，萎縮了三分之一，逼得股民只能在痛苦的現實中緬懷昔日的輝煌。
港媒「香港01」1月27日的分析更堪玩味。該文直指，《繁花》首集以「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為引子，佐證中國股份制當時快速的改革步伐，但這些政績如今看來也已是明日黃花，與中國近年的政經走勢大相徑庭。
分析稱，中國經濟現在走上「國進民退」的路線，外貿又因與西方國家交惡，導致出口創下7年來首次下跌，就連鄧小平本人也落入中共領導班子刻意營造的「揚毛抑鄧」論調中。
《繁花》避開政治紅線
對於《繁花》衍生的政經意涵，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李明軒表示，其劇情明顯異於中國現況，卻大獲官民一致好評，最主要原因是該劇符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說好中國故事」要求，尤其劇本改編後，避開了原著小說中1987年前的故事脈絡，不提政治改革，也不批判中共的舊威權思維。即便在財經領域，該劇也巧妙避開了中共官方對資本炒作的底線，改走政治正確的主旋律：資本戰爭最終沒有贏家，憑藉自身實力、努力拚搏的人終能創業成功。
李明軒告訴美國之音：「所謂的底線就是，雖然說（劇情）裡面在講資本市場這種股民跟那種機構之間在股市興風作浪、對決等等，可是到最後，這些操縱股市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儘管這出劇有其「政治正確」的一面，但不少網民還是看出了熱鬧之外的門道，大發恐遭網管審查「刀鋒邊緣」的感嘆。有微博網民留言說：「主旋律作品看得很難受，《繁花》卻讓大家很認可，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意識形態其實和主旋律不同?」
另有網民開始懷念起當年的開放氛圍，感嘆現在境內氣氛「比較像是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意識形態」。
學者揭導演「沒寫的史實」
儘管電視劇是文藝娛樂作品，不一定須要像紀錄片般忠於史實，但分析人士直言，《繁花》的劇情之外，有導演王家衛許多避而不談的歷史背景令人三思。
1986年出生於中國四川成都、現移居台灣的作家「上官亂」說，1990年代正值她童年期，她感受過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氛圍。她說，該片提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卻未明說當時中國已改革開放達10年之久，鄧小平為何要繼續強調開放。她認為，這劇情背後說不出口的歷史大事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上官亂」說，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世界因中共把坦克車開進北京、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而對中國展開經濟與技術封鎖，加上當時北京領導班子在事件後停下改革開放腳步，鄧小平才會借「南巡」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繼續開放、吸引外商外資的決心。如果《繁花》刻意忽略這一敏感事件，部分劇情空拍失去了歷史脈絡。
「上官亂」告訴美國之音:「像主角為什麼連紡織機器都要到日本去買，而且還要衝破那麼多阻撓，只是因為他不認識日本人或者是不懂外貿的政策？不！真正的原因是當時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
此外，該劇還有一個更「政治正確」的面向，那就是中共國家機關人員個個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就連在外貿公司上班的女主角收到一對耳環後，也堅持要用自己微薄的薪資買下，還因此被調查了很久。上官亂直言，這跟當年中共官場的腐敗實況嚴重不符。她說，當年的外貿管制環境下，外貿公司相當於外貿局，壟斷權力的結果是暗藏各種人事腐敗，跟《繁花》劇情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上官亂」從民間角度分析，中國影視產業長期遭遇被中共央視春晚「過年就要吃餃子」等中國北方文化所壟斷，但《繁花》以上海方言為底蘊，打破此一格局，因此受到沿海地區觀眾的青睞。
「高人相助」劇情反映中共國「人治社會」
台灣學者李明軒於1月23日發文分析，《繁花》中的人物每逢事業難關或被逼至絕路時，總有「高人」現身，提供錦囊妙計或通天人脈，助其化險為夷。雖然如此讓觀眾拍案叫絕，但她認為，這恰恰反映了中共國的「人治」特色。
李明軒表示，該劇因碰觸到人們心中最幽暗的痛苦和難堪，反而緊扣人心，但歸根究底，中國應累積民眾互信的社會資本，建立法治社會。她認為，如此才能讓民眾獲得幸福感，以及公平正義的正途。
（轉自美國之音，經重新編輯）
責任編輯：童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