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30日訊】（記者方曉、常春採訪報導）中共依賴土地財政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正在逐步破滅。而在這個過程中，大規模的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引發的嚴重腐敗觸目驚心。熟知土地徵收內幕的建造師鄭剛，對揭示了地方政府官員通過徵地獲取巨額利益的驚人黑幕。
從事建築行業30年的鄭剛對政府進行土地、農田、山林及房屋的徵收的運作模式十分了解。他表示，土地財富的分配明顯向有權勢的中共官員傾斜，而老百姓則成為主要受害群體。
官員通過測繪數據作假 虛報賠償款獲取暴利
回憶起自己2000年在深圳某鄉村參與的一次土地徵收，鄭剛表示，當時國土局領導直接要求測繪人員按照政府需求提供數據，而非實際測量結果。例如，農民每畝地的徵收補償款本應為一萬元（人民幣，下同），但經過市、縣、鎮乃至村級層層截留後，農民實際到手的補貼僅為四千元。
此外，官員還利用農民缺乏專業知識的弱點，通過測繪數據作假攫取利益。他舉例說，原本測繪得出的徵收土地面積為一千畝，但官員要求只上報七百畝，剩餘三百畝則被私下瓜分。
除了謊報面積，官員還利用虛報賠償款的方式貪污。2017年，鄭剛在湖南郴州汝城縣熱水鎮修築一條二級公路，徵用當地農民的土地。當時官員與農民協商的補償標準是2元/平方米。然而，鄭剛發現，縣政府報帳時，補償價格被提高至22元/平方米。這筆徵收總額達到數百萬元的款項，最終分配到農民手中的僅為二十多萬元，而縣政府及相關官員私吞了大部分補償金，並按照職位高低進行分配。
「我當時也懵了，我就問這個國土局的官員怎麼回事，他叫我不要作聲，不要管閒事。結果後來我才知道，出了二十二塊錢一平米的價格，總共是十萬平米吧，給了縣政府去報這個帳。結果分到老百姓手裡，也就二十幾萬，中間差價十八萬，從縣政府開始，有審批權的，包括縣委書記，到國土局的局長，還有到下面的縣、村、鎮這些領導，都把它瓜分了，只是看個人的職位高低來分這個比例而已。」
在一些項目中，官員則直接侵吞徵收款。在長沙市的一個市政道路徵收項目中，政府的補償總額為2.2億元，應分配給102戶被徵收家庭。按照計算，每戶平均應獲得約二百萬元的賠償。然而，據鄭剛了解，除了個別與村幹部有關係的家庭能獲得最高一百二十萬元外，絕大多數家庭只拿到了七八十萬元。就是說政府補償的二億二千萬元中，實際發放到居民手中的不到一億元，其餘的一億多元則被官員貪污。
而被徵收戶雖然心知肚明，但由於害怕報復，沒有人敢公開抗爭，這也讓鄭剛感到極度絕望。
鄭剛（右一）當年在施工地的檔案照。（鄭剛提供）
土地財政制度設計 使官員能大肆斂財
長期觀察後，鄭剛發現，土地財政在制度設計上本就存在漏洞，給了官員操控空間，使他們能輕易獲取巨大利益。他舉例指，曾經有一家國營工廠因政策原因被權貴整治倒閉，隨後被某些權貴以極低價格收購。
「本來他們還可以馬馬虎虎還能生存下去，但是被整倒閉了，整破產了，然後權貴官員（安排的人去收購這個廠子）。以很便宜的價格收購，因為是工業用地。收購過來以後，他們把它轉成了商業用地，光是工業用地轉商業用地，這個資產就翻了幾倍，翻了五六倍。」這些額外增值的部分則被掌握審批權的官員私吞。
鄭剛與行業內人士多次探討後得出結論：官員能夠在土地徵收中大肆斂財，根本問題在於中共制度。他認為，中國的大基建和土地徵收，最終都演變成權力分配財富的過程。在這種制度下，掌權者如同強盜，而百姓則無法抗衡，這才是腐敗無法根除的根本原因。
鄭剛：「就像一個強盜來給大家分配財富，沒有任何人能制住、管理這個強盜，你說這個強盜會怎麼分？共產黨就是這個強盜。所以，根本原因還是制度問題，制度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近年來，中國各地頻繁爆發因土地徵收引發的衝突事件，受害者多為農民和小業主。他們的土地以極低的補償價格被徵收，卻在轉手後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金礦。
受害者的維權之路異常艱難。由於政府與開發商聯手壟斷土地市場，農民即使向法院提起訴訟，也難以勝訴。即便有少數案件獲得賠償，補償金額與實際損失仍相去甚遠。此外，當局對媒體報導徵地糾紛保持高壓審查，使得許多受害者的聲音無法傳播出去。
中共的土地徵收問題已成為社會矛盾的引爆點，地方政府變本加厲斂財，未來恐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動盪。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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