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络上和一位身处海外的华人聊天，聊到了中国人的陋习，这位海外的朋友感慨：在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处处还是可见靠人际关系跟血统办事。这是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菁英阶层都根深柢固的观念，想要读重点学校，进好的企业、提拔官员，评等晋升、打官司等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关系、塞红包，透过亲朋好友的帮忙，而不是透过遵守规则和法律来解决问题。老百姓们普遍认为，只要你有过硬的人际跟血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问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看看他是相信法律还是人际关系？
自助精神才是国家富强的泉源
听了他的话，我突然之间想起了来到台湾之后，我在一本《发现台湾》的书里，读到的自助者高贵精神的故事。
1844年，英国北方的一个小镇上，在寒冷的冬夜里面，一群又一群年轻人，走进了镇上一间宽敞的大厅，专程来听一位绅士演讲。他们等的是一位叫山缪．斯迈尔的作家。斯迈尔每次都来讲瓦特、讲史蒂芬生、讲工业革命里面的英雄人物。这些工业家、企业家、发明家，跟小镇上的年轻人一样出身寒微，但凭借过人的毅力跟自学精神，终于成就超凡的事业。
斯迈尔告诉年轻人们，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的泱泱大国，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开出如此璀璨的花朵，就是凭着无数的勤奋、刻苦、负责，他们毫不退缩的人格。
1859年，也就是这些聚会的15年以后，斯迈尔把这些演讲稿，修改以后就出版了，书名取名为「自助论」。他在书里面写道，他在这些青年听众的身上，看到了自助精神的化身。自助精神不但是个人成就的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泉源。
很多人会误解，我们自身的幸福，必须要依赖制度的保障，所以会要求有完美的法律、机构和制度，要求完美的「社会」，以为只有在一个外在完美的环境里面，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而幸福就唾手可得。但在斯迈尔看来，立法的作用其实被过分夸大了。制度的好坏，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让懒惰的人勤劳，让奢侈的人节俭，让酒醉的人清醒。」即使最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不能为个人提供主观的目标跟强烈的动机。立定志向的是个人，采取行动的是个人，而面临失败跟困境，从挫折之中站起来的也是个人。因此推动社会跟文明进展的，只能是人的本身。更精确地讲，不是人的聪明才智，而是人的性格，自尊、自重、勤劳、坚毅，这是一种「自助的高贵精神」。在斯迈尔的眼里面，「任何在心灵上，已经成为奴隶的国家，是不可能因为统治者，或是制度的更换，而得到解放的。」
四维八德与台湾的民主转型
在中国历史长河的演化里面，有出现过斯迈尔的《自助论》，里面提倡的人的品格类似的理论，而且还远远比西方早很多，最早的《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春秋时期的管仲，更是把《管子》里面，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而国父孙中山先生也在《三民主义》里面，「民族主义」第六讲，特别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合称「四维八德」。
这也是为什么，退守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会大力提倡「四维八德」。在中国大陆开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时，在民国五十六年五月，总统蒋中正就决心开亚洲各国的先河，以一年为期，推行九年的国民教育。正是坚持正统的中华文化，恪守「四维八德」，最终，台湾没有流一滴血，就发生了华人社会的「宁静革命」，完成了举世皆然的「民主转型」。
鼓吹斗争 中共抛弃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所以，我觉得，「普世价值」的出现，其实东方远远早于西方，而且论述也不弱，只是在现今的共产中国，并不真的倡导和传承这些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反而不断的用「革命」和「斗争」，通过洗脑，使得亿万中国人变成「小粉红」，成天只会叫嚣着，「宁愿神州处处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解放台湾，留岛不留人」。在共产党刻意的扭曲和误导之下，中国人早就把属于中华文化精华的「四维八德」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才会有专家认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为了政权的巩固，把中华民族的善良跟美德，通通抛到脑后，造成现在的中国人，唯唯诺诺，臣服于中共的独裁统治之下，最终成就了习近平那颗放不下权力，成为定于一尊帝王的野心。
作者》龚与剑 参与1989年湖南益阳六四民运，后遭劳改2年。2012年组读书会遭关切后来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