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批评中共而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邓聿文，28日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指出，多年来社会学者喜欢用「溃败」一词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状况，今年的情形似乎更严重，但他更想用「溃烂」形容，并用6大面向分析中国内部的溃烂表现。
评论说，中国的内部溃烂现象并非是在习时代出现的，胡锦涛后期已经很明显了，那时政治的僵化到了很突出的程度，党内外、全社会等着习上台后「刮骨疗毒」，习也确实想拯救中共、改造中国，只是10年下来，他开错了药方，致使内部的溃烂日甚一日，要理解中国的内部溃烂状况，可分成6个面向来分析。
首先是，绝对权力导致的反向失控。习自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后，就拉开了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距离，这种情况在20大达到顶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变成一种绝对权力，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目前貌似有所削弱，但依然高高在上，「习近平特使」的称呼表明了这一点。
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外交是各国外交的一种虽然不常用，但也是正常的做法，但习近平将特使外交变成一种常态，动不动就要某人充当他的特使出访他国，频率非常频繁。前几年，身为「习特使」的领导干部一般是部长，有时也会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或副总理，可今年以来，连王沪宁、韩正等常委级别的领导都以习特使身份出访。这就非常不正常，显示最高权力严重失控，党根本没有权力可以约束他。
第二是，不可治理的腐败。贪腐正是权力失控的结果，吊诡的是，习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但从官方的统计来看，从2018年以后，当局每年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尤其是中管干部的数量，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在一党一人的体制下，反腐败目的服务于最高统治者需要，一方面，为了证实一人统治的合法性，反腐败就不能放松；另一方面，反腐败又不能有损一人政权，导致统治的松动。这2个目的有内在的冲突，决定了腐败是不可治理的。
第三是，殭尸意识形态。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这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个党在沦为习的道具后，必然要出现的代价。习确立他的一人统治后，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弹性，变成为其拙劣辩护的殭尸，例如胡锡进偶尔会说一两句和当局不同调的话，也遭到禁言，甚至被一些爱国群众打成「公知」，足以显示中国内部溃烂的程度。
第四是，社会信心崩溃，民众用脚投票。政治专制，经济萧条，自由受限，这是中国当下的现状。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状况在未来10年不但无法改善，还有可能恶化后，本能的反应就是焦虑，对未来信心的崩溃。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想方设法润出中国；不想改变命运的，要么被迫，要摸自觉躺平。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的信心危机至少要持续到习下台，但他什么时候会下台不知道，因此，最煎熬的时候恐怕还没到来。
第五是，社会报复频出，中国进入互害模式。近几年来，中国发生多起原本不认识的年轻人透过网络相约自杀的事件，以及恶性行凶案件，后者还波及到在中外国人。无论自杀者或行凶者，基本上处于社会的底层。在这些案件中，不难知道，是他们对自身命运绝望，认为无力改变现状，才选择自杀或谋害他人。
尤其是那些对无辜者无差别行凶的人，一般都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他自认为明显的不公对待，在向当局和社会诉诸救济管道无果后，遂萌生极端的反社会心理，行凶杀人报复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互害模式的出现，是民间对体制的不公，用畸形的方式自我纠偏。
第六是，高度依赖监控的社会治理。上述分析的5个面向都可归咎于习近平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治理失败。事实上，社会治理还在恶化。对官员的治理，当局祭出政治惩罚的大棒，并用反腐来恫吓他们；对民众的治理，当局以法治之名，实际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刚性维稳，用警察权力和专政工具来压制大众的不满，因为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早已破产，而经济的萧条也让当局没有多余的钱粮来分给大众，所以只得依赖强制。
但不管对官员还是民众，当局必须使用监控作为武器，几十亿个监控头，基本上已做到无死角，将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一个没有秘密的透明人。正由于高度依赖数字科技监控，当局的治理能力也变得更粗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