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成长采取国家主义的观点，对国家安全议题的执着让国家武器化，牺牲民营部门的利益，近期中国经济成长放缓。美国期刊《外交政策》指出，中国需要国内消费者增加支出，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阻碍，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源自于习近平信奉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
1960年代，苏联（Soviet Union）及中国从盟友变成死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及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是共产主义的性质。1961年的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计划中，赫鲁晓夫格外强调消费及生活水平是衡量共产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他认为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条件下，普通苏联公民比资本主义公民拥有更好的生活。然而，毛泽东认为，与资本主义者在生活水平上竞争的企图不仅注定失败，也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失去社会主义事业。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还表示「致富光荣」。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及胡锦涛延续这个做法，将中国变成出口大国，特别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
尽管中国官方信奉社会主义，但1980年代及1990年代改革开放期间，为公众提供卫生医疗、教育、养老金等福利的国营部门遭到掏空，国家将经济成长的重点放在出口生产。中国家庭必须为医疗、教育、退休、其他必需品存钱，而不是购买消费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几乎没采取任何行动来重建社会安全网，因此所谓的「再平衡」从未实现。
许多专家努力解释中国经济成长放缓的原因，《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让人信服的其中一个解释是，中国正达到大量投资、出口驱动的成长模式极限，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解释。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如果中国能增加国内消费，就不会那么依赖外国消费者举债购买中国商品。
尽管习近平前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许多人希望习近平2013年上任后能做到以前的中国国家主席没做到的事情。习近平上台后，许多人希望他深化中国国内的市场改革，为经济提供所需的消费刺激。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是「雄心勃勃、注重效率的经济改革家」，将开创自由化的新时代。然而，习近平更努力实施以国家为主导、以投资为主的策略，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
《外交政策》指出，结果习近平的策略非但没有实现市场自由化，反而扼杀了民营部门，并导致近年来资本净流出中国。尽管他在任期间的经济成长下降，但中共宣称这是「更高质量」的成长，可以避免不平等加剧及生态破坏等。然而，如今中国经济成长依然缓慢，加上青年失业危机与房地产业的债务负担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崩溃，评论人士再次呼吁习近平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国内消费基础不足。
然而，这些呼吁可能不受理睬，对习近平来说，刺激国内消费不仅是总体经济政策的疏忽，还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愿景冲突。习近平看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及中国的全球地位都受到与美国意识形态冲突的威胁时，对他的中国愿景存续来说，刺激中国国内消费这个对策比经济停滞的问题更糟糕。
此外，习近平似乎也与毛泽东一样，对开放民营企业的危险抱持怀疑态度，转而集中精力进一步集中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习近平将优先事项放在这些领域，往往反映出他执着于避免苏联式的崩溃；中共仔细研究苏联的解体，避免自身出现这样的结果。1990年代，中共对苏联解体的分析非常关注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问题及其未能充分供给人口的问题，这让接受市场改革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合理方法。然而，在习近平时代，对苏联崩溃的分析反映了不同的优先事项，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且首先集中在意识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苏联垮台是因为其执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信心，变得自满及贪腐，从而与人民失去联系，而人民同样不再相信党的意识形态。当代的全球事件加剧这种内在的恐惧。「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及后苏联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发生后，俄罗斯及中国都认为西方正利用民主化来削弱其敌人，其中俄罗斯与中国首当其冲，他们普遍担心政治颠覆及意识形态颠覆，尤其是习近平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
因此，习近平似乎认为，比起进一步市场改革，重申党的角色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力是更迫切的任务。他以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开始其统治，清除前任领导人底下可能对习近平不忠的潜在竞争对手及官员，这不仅为国家带来寒蝉效应，也对担心被卷入清洗行动的商界领袖产生了寒蝉效应。这场运动也是为了净化中共，恢复民众对中共的信心。随着时间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府重新尝试对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打击「历史虚无主义」（historical nihilism），并增加党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包括在民营企业内部设立党支部来帮助确保民营部门的决策与中共的目标一致。
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信奉的是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这让人回想起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中国经济情势恶化，习近平更强调这项做法。当今的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等观念，拒绝职场的激烈竞争，转而追求极简的生活方式，习近平则鼓励中国年轻人「吃苦」，并批评当今中国年轻人的道德质量及职业道德。
习近平政府也发起一场复兴传统男子气概的运动，试图将「娘娘腔男人」驱逐出公共领域，拥抱毛泽东时代的保守禁欲主义。习近平政府也试图限制电玩游戏，担心它可能对中国年轻人的道德产生有害影响。简而言之，习近平版本的社会主义不是富足的社会主义，相反地，它似乎是道德社会主义，源自于习近平年轻时偏爱的毛主义价值观。
习近平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仅是为了恐吓民众默许中共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及社会充满活力，党的控制才可行，而对个人消费的关注不利于这种活力。鉴于习近平对中国面临的危险所持的信念，他不太可能愿意将中国经济重新平衡往个人消费发展，而是更可能采取不温不火的供给政策及动员越来越多的失业年轻人从事党主导的事业，同时对破坏他推崇的职业道德言论形式进行政治打压。《外交政策》指出，习近平对西方价值观的解释似乎带有明显的物质主义色彩，对他来说，刺激消费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投降，这对他的政权来说比经济停滞来得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