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报导看见跨国渗透的共同模式
中共的海外影响力,早已不只是外交宣传或商业投资。近年多起海外案件显示,外国政府与安全机构愈来愈关注一种更难辨识的威胁:透过社团、人际关系、商业合作、政治捐助及地方组织,建立能够搜集信息、传递讯息,甚至影响公共讨论的网络。《看中国》11月11日转载《上报》评论文章〈从美国到台湾 中共渗透战直逼民主核心〉,便以美国科技界涉及中国情报活动的疑云,以及台湾立委高金素梅遭检方起诉的案件为切入点,提醒外界注意中共跨国情报与统战网络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篇报导提出的核心问题值得重视,但其中不同事件的证据程度并不相同。例如,黄仁勋遭中国情报活动锁定的说法,目前仍属调查与媒体报导中的指控,不能直接当成已证实的间谍案;高金素梅案则已进入起诉程序,但被告仍享有无罪推定。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这些事件所呈现的共同风险:当政治影响、情报搜集与利益交换混合在正常社会活动之中,民主制度如何辨识并防范?
美国科技圈疑云:关键人物可能成为情报接触目标
报导提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一名中国女性商界人士的关系,引发美国方面对中国情报活动及高科技信息安全的关注。根据CBS于11月9日报导,辉达已针对黄仁勋可能遭中国情报活动接触的指控展开独立调查,相关说法涉及一名中国商界人士被美国情报机构怀疑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路透社11月11日也报导,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要求黄仁勋就相关疑虑出席闭门简报,并讨论可能采取传唤措施。
必须强调的是,遭情报机构怀疑、接受公司内部调查,以及被司法机关认定从事间谍活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目前不能据此断言黄仁勋已成为中国间谍或曾经泄漏机密。然而,这起事件仍凸显科技产业的特殊风险:芯片、人工智能、供应链及出口管制信息,都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战略资源。情报活动不一定从偷取机密文件开始,也可能先从建立关系、接近关键人物、掌握决策信息着手。当企业高层掌握的信息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私人交往与商业往来自然也可能成为安全审查关注的范围。

台湾国会涉案风暴:检方指控资金与政治运作交织
相较于美国科技圈仍在调查中的情报疑云,台湾高金素梅案已出现具体司法进展。根据中央社11月6日报导,台湾高等检察署侦查终结,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高金素梅及三名助理,检方指控相关人士涉嫌引进约新台币1亿7千万元资金,在台发展组织,并透过两岸联系及政治活动影响国会运作,检方对高金素梅求刑14年。
起诉内容指出,相关人员涉嫌以部落工作及国会团队为组织基础,透过不同账户与资源管道引入资金,并在国防、外交、军购及两岸议题上配合特定指示发声。高金素梅则否认收受中共资金及相关指控,强调将在司法程序中捍卫清白。这些内容目前属于检方起诉指控,最终仍须由法院审理认定,不能因案件涉及国安,就省略司法程序。
然而,这起案件仍凸显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境外资金透过民间组织、亲友帐户或政治活动进入民主社会,并试图影响民意代表的公共职务,社会就有必要检视资金来源、政治活动透明度及利益冲突规范。民主政治可以容纳不同立场,却不能让不透明的境外资源成为左右公共决策的隐形力量。
海外统战网络不只靠间谍,更可能利用社团与地方人脉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电影里那种神秘特务,而是表面上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社团干部、商会人士、地方政治人物与活动组织者。海外华人社团本来就有联谊、文化交流及服务侨民的正当功能,绝不能因为与中国有往来,就一概视为统战组织;但当部分组织被用来传递政治指令、监视异议人士或协助境外执法,问题就不再只是民间交流。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1月6日发布报告,指出其根据中国党政体系公开资料,追踪到海外联络点及统战相关网络的扩张,并提出中共透过侨务、公安及其他部门协同处理海外华人事务的疑虑。报告提及,美国纽约的中国海外警务站案件,以及法国法院对福建商会相关人士的裁决,显示海外社团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多国安全部门关注的议题。
纽约与意大利案例:海外警务站和异议人士遭跟监疑云
美国司法部2026年5月公布,加州阿卡迪亚市长王艾琳(Eileen Wang)因未依法申报,依中国政府官员指示发布亲北京政治宣传内容,遭控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并同意认罪。美国司法部指出,她曾与相关人士合作经营面向当地华人社群的网站,依中国官员提供的内容发布文章。这是境外政府透过地方政治与社群媒体影响公共信息环境的具体案例,也说明影响力操作不一定需要窃取机密,有时只要让特定政治讯息披上地方新闻的外衣,就可能模糊公众对信息来源的判断。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意大利。根据2026年11月6日的调查报导,米兰检方已完成对十名嫌疑人的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跟踪、监视及威胁旅居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李老师不是你的老师,并怀疑部分人士与中国警方及统战系统有联系。案件目前仍处于调查及后续起诉程序,相关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定罪,但若检方指控获得证实,便代表政治压力可能透过境外人员延伸到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对逃离威权压迫的人而言,移居海外原本应该是重新获得自由,却可能仍要担心家人、住址、行踪及网络发言遭到掌握。

民主社会不能把防渗透变成猎巫,也不能假装风险不存在
面对跨国情报与统战活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无差别怀疑,更不是把所有中国籍人士或华人社团当成敌人,而是建立透明、可受司法监督的制度,包括境外代理人登记、政治资金揭露、敏感职务利益冲突规范、国会接触纪录,以及对境外威胁的通报与调查机制。真正的防线应该针对未申报的外国指示、秘密资金与违法行为,而不是针对族裔、语言或正常交流。
对台湾而言,国安与民主自由并非只能二选一。立法必须有明确构成要件、比例原则及司法救济,避免政府藉防渗透之名打压异议;但若因政治攻防而让必要的透明规范长期停摆,也等于把制度漏洞留给真正想利用它的人。
结语:最危险的渗透,是让社会以为一切都只是正常往来
从美国科技圈的情报疑云、阿卡迪亚地方政治案件,到台湾立委遭起诉及意大利异议人士遭跟监调查,这些事件的法律状态各有不同,却共同提醒民主社会:跨国影响力操作可能透过人际关系、资金、社团与信息平台进入公共生活。中共的统战工作若与情报搜集、政治施压及跨境监控结合,便不只是外交宣传,而可能触及他国主权与公民自由。
北京长期宣称尊重各国主权,然而当海外华人社群被当成政治管理网络,当异议人士在境外仍可能遭到监控,当地方政治与公共信息被秘密指示左右,这种「尊重」就显得格外值得检验。民主社会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所有境外政治活动接受透明规范,让违法代理人付出法律代价,也让无辜的华人社群不必承受集体猜疑。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既不能让渗透者躲在自由制度后面,也不能为了防范渗透而亲手拆掉自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