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度登上「掠夺者名单」：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
新闻自由不是政权施舍给人民的恩惠，而是社会监督权力、辨别真相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习近平主政的中国，记者的工作愈来愈像一场高风险行动：报导地方官员腐败，可能被指控泄露国家秘密；追踪公共事件，可能被要求删除内容；即使只是转发未经官方认可的消息，也可能遭到调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于2026年11月2日公布最新「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再度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列入其中，并将中国共产党归类于以杀害、袭击及监禁记者等方式打压新闻自由的「安全」类别。RSF指出，中国目前有111名媒体从业人员遭到拘押，仍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再次被列入名单，反映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均受到国际组织高度关注。
RSF这份名单并非单纯的政治人物排行榜，而是试图追究谁在2026年透过国家机器、司法程序、宣传操作或经济压力，限制独立新闻工作。该组织表示，打压新闻自由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共同结果都是让独立声音噤声，剥夺民众取得信息的权利。更值得注意的是，RSF公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排名第178名，总计180个国家与地区，几乎落在全球最末段。对一个经常宣称制度优越、治理能力世界领先的政权而言，这份国际评比恐怕不是一张值得张贴在宣传墙上的成绩单。
二、111人遭拘押：新闻工作为何变成一种危险职业？
中国有多少记者因工作遭到拘押，不同国际组织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相同。RSF此次列出的111人，涵盖其认定遭拘押的媒体从业人员；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则以特定统计日期及与新闻工作相关的监禁案件进行年度调查。CPJ在2026年1月公布的2025年监狱普查指出，截至2025年12月1日，中国有50名记者因工作遭到监禁，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两组数字的定义与统计时间不同，不宜直接视为互相矛盾，但都指向同一个现实：中国长期位居全球记者遭监禁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问题不只是记者被关押，更在于他们可能因为报导内容与官方立场不同，就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间谍、煽动颠覆或其他刑事罪名。当国家安全的定义可以延伸到信息流通与公共讨论，新闻调查就很容易被政治化，记者也难以确定哪一条报导界线会突然变成法律红线。这种环境最直接的后果，是新闻工作者开始自我审查，媒体不敢追问，消息来源不敢发声，最终连一般民众也难以知道公共事件的完整面貌。
三、董郁玉、张展：追查真相的人，为何付出自由代价？
近期受到国际关注的案例之一，是中国资深媒体人董郁玉。董郁玉曾任《光明日报》编辑及评论工作者，2022年与日本外交官用餐时遭到拘捕，2024年以间谍罪被判处七年徒刑。CPJ于2026年11月3日发布声明，指出董郁玉今年8月接受肺部癌性肿瘤切除手术后，10月12日又被要求恢复狱中劳动，家属透露他每周可能需要工作约40小时。CPJ批评相关安排不人道，呼吁中国当局立即以人道理由释放他，并确保他获得适当医疗照护。这起事件让外界看到，新闻自由问题不只是能不能刊登文章，更涉及一名被判刑的新闻工作者是否能获得基本的人道待遇。
另一个广受国际关注的案例是公民记者张展。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她前往当地拍摄医院、街道与疫情现场，透过网络发布所见所闻，随后遭到拘押，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四年。出狱后，她再度受到拘捕，2024年被判处四年徒刑。RSF在2026年中国相关档案中指出，张展遭到限制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无论对她的报导内容有何不同评价，社会都应该追问：如果现场纪录与官方叙事不同，为什么不能透过公开信息与独立调查来厘清？难道只有经过官方认可的画面，才有资格成为新闻？
四、香港新闻自由急速退潮：从承诺到寒蝉效应
新闻自由的收缩也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RSF指出，香港特首李家超连续第二年被列入「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并被归类在透过司法手段骚扰新闻工作者的类别。香港在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18位跌至2026年的第140位，与中国大陆、伊朗等新闻自由状况恶劣的地区并列。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苹果日报》停刊，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及起诉，新闻机构与新闻工作者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2024年香港又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外界对新闻采访、评论与信息公开的疑虑进一步升高。支持政府的人可能认为这些措施是维护国家安全，但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国安法律是否有清楚界线？媒体是否仍能调查政府施政？记者能否在不担心遭到刑事追究的情况下，报导权力者不愿公开的事情？
如果新闻自由只在报导政府喜欢的内容时才存在，那么它就不是自由，而是宣传工作的另一个名称。
五、控制信息不等于控制真相：封锁愈严，信任愈脆弱
中共对信息的控制，早已不只是传统媒体的审查，而是延伸至网络平台、社群媒体、搜寻结果及民众日常通讯。中国的防火长城限制外国网站与平台，大量网络内容也受到监控与删除，记者及消息来源可能因发布敏感信息而面临压力。RSF指出，中国不只试图控制境内信息流通，也透过海外宣传活动扩大官方叙事的影响力。这代表当局对信息的管理，并非单纯维护媒体秩序，而是希望掌握社会如何理解事件、如何讨论政策，甚至如何看待政府本身。
但信息控制存在一个根本矛盾：政府可以删除一篇文章，却不一定能消除文章背后的问题；可以封锁一段影片，却无法保证所有目击者都保持沉默。当民众无法从公开媒体取得可信信息，就会转向私下传播、海外平台或未经查证的消息，反而可能让谣言更容易扩散。真正有能力维持社会信任的政府，应该让媒体揭露问题、让不同观点公开辩论，再以证据响应质疑，而不是把每一次追问都视为政治威胁。
六、结语：记者不是政权的敌人，拒绝监督才是问题
习近平再次被列入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表面上是一项国际人权组织的评价，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新闻环境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从111名媒体从业人员遭拘押，到董郁玉在手术后仍被要求恢复狱中劳动，再到张展因疫情现场报导而多次入狱，以及香港新闻自由排名持续下滑，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一幅值得国际社会持续追踪的图像。
新闻自由并不代表记者可以不负责任地散播假消息，也不代表媒体不必遵守法律；但法律必须透明、公正且能接受独立监督，国家安全也不能成为掩盖公共问题的万用理由。真正强大的政府，应该有能力接受批评，并用事实响应质疑，而不是依靠审查、拘捕与宣传维持表面上的一致。
一个政权若必须让记者噤声，才能让人民相信它的治理成果，那么问题恐怕不在记者，而在于它对自身治理缺乏足够信心。新闻自由被掠夺，失去的不只是记者的工作权，更是整个社会辨认真相、监督权力与修正错误的能力。当人民只能听见一种声音，最终受害的也不只是新闻业，而是所有需要真实信息才能做出判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