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季近千起抗议：表面维持稳定，底下却暗潮汹涌
中共多年来将社会稳定视为重要施政目标，从网络审查、公安监控到地方维稳机制，投入大量行政资源控制可能引发集体抗议的事件。然而，当政府不断强调社会安定，民间却持续出现讨薪、反对强制拆迁、追讨投资损失等抗争，这种表面平静与现实冲突之间的落差，正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指标。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CDM）于2026年11月2日公布第13期报告，统计今年7月至9月中国各地共发生948起异议与抗议事件，较第二季的846起增加102起，抗议者以工人为最大群体，占44%；其次是屋主，占27%，农村居民则占9%，广东省是本季事件最多的地区，占约13%，河南、陕西、河北及山东也名列前段。自2022年6月开始追踪以来，该数据库已累计记录16,845起异议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948起虽较去年同期减少33%，但自由之家提醒，这可能受到中国政府加强网络审查影响，未必代表现实中的抗议真的减少。换句话说，当局可以让相关影片消失、让贴文遭到限流，却不代表欠薪问题、土地纠纷和家庭财产损失也跟着消失。对一个高度重视舆论控制的政权而言，数字不好看可以想办法降低曝光，但人民的生活压力可不是删除几则贴文就能解决。
二、工人抗议占44%：辛苦工作却拿不到薪水，经济问题正在变成社会问题
本季最值得警惕的讯号，是工人抗议占比达44%，成为所有群体之首。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加上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均衡，开发商与承包商资金紧张，欠款压力沿着工程承包链层层向下传递，最后落到最没有议价能力的基层工人身上。工人完成工作却拿不到薪水，企业与承包商互相推卸责任，地方政府若又无法有效介入，讨薪便可能从个别劳资争议演变成集体抗议。
报告进一步指出，第三季工人抗议占线下事件的45.2%，高于2025年同期的38.2%；其中建筑工地占工人抗议事件的52.8%，远高于建筑业占非农就业人口约10%的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抗议占比从7月的28%急升至8月的58%，显示欠薪问题并非只集中在年底讨薪旺季，而是提早浮现。
甚至连过去被认为相对稳定的国营建筑企业，也开始成为讨薪抗议的对象。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是被抗议次数最多的企业，相关工程局也多次遭到工人抗议；福建省一处由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承建的住宅工程，2026年9月就曾出现工人封堵工地入口、要求支付欠薪的事件。当连国营企业的工程项目都出现类似争议，问题显然不只是某几家民营公司的经营失误，而是整个建筑产业资金链与付款制度都承受压力。
更令人无奈的是，工人为了讨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薪水，有时竟被迫采取爬楼顶、堵工地等高风险方式吸引注意。报告指出，第三季以跳楼相威胁的抗议虽只占约2.4%，但在私人建筑工地的使用频率近年持续上升。当一个人必须站到高楼边缘，才能让欠薪问题被看见，这不只是劳资纠纷，更是劳动者缺乏有效救济管道的警讯。
三、农民反对征地、屋主追讨补偿：土地财政留下的长期伤口
除了工人讨薪，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土地征收与强制搬迁。自由之家统计，自2022年6月以来，数据库已记录643起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抗议，以及503起涉及强制搬迁的事件，合计1,146起，其中558起涉及不同程度的压制。抗议原因包括补偿金额不合理、政府未履行安置承诺、拆迁程序不透明，以及安置房质量不符合要求。
这些冲突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密切相关。自由之家引用资料指出，过去二十年土地出让收入曾占中国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约30%至60%，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收入，当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交易减少，财政压力便更加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征收、开发与搬迁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寻找财源的手段，但对失去土地或房屋的民众而言，这往往意味着生活根基被改变，却未必能得到公平补偿。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广州大学城建设所引发的拆迁争议。自由之家报告指出，部分居民房屋遭拆除后，为争取安置房与补偿，抗议已持续长达20年。这不是一场短暂的群众事件，而是一个家庭或小区长年无法获得合理处理的缩影。报告也指出，至少有18起土地与搬迁相关案件，居民在房屋被拆除后仍持续抗议超过五年，其中至少10起超过十年。
当政府可以迅速推动拆迁工程，却让居民花上十年、二十年追讨补偿，这样的行政效率究竟服务了谁？如果土地开发带来的利益由地方财政与相关单位掌握，成本却由失去土地的居民承担，民怨自然不会因为一场宣传活动或几次警力部署而消失。
四、抗议不只发生一次：问题没有解决，人民就会再度走上街头
这份报告还揭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抗议事件具有高度重复性。自由之家指出，在累计记录的16,845起异议事件中，至少有1,359起与其他抗议事件存在关联，代表同一群民众可能因相同争议，在不同时间多次发起抗议。农村居民与金融机构客户尤其容易出现重复抗争，前者多与土地征收及补偿问题有关，后者则常涉及投资损失与企业财务危机。
这项资料说明，抗议并不一定是突然爆发的情绪事件，很多时候是长期问题累积后的结果。当民众第一次申诉没有得到响应，第二次可能再找地方政府，第三次则可能走上街头；如果每次都只得到维稳人员的劝离或警力驱散，真正的问题依旧存在，抗议自然可能再次发生。
对地方政府来说，处理一次集体事件或许可以让新闻暂时消失，但如果欠薪没有支付、补偿没有落实、投资损失没有交代，下一次抗议只是时间问题。所谓维稳若只追求现场不出现人群，而不追求争议真正解决，最后就可能形成一种荒谬循环：政府花钱维持表面秩序，民众却持续为同一件事情付出时间与代价。
五、结语：可以封锁抗议影片，却封不住人民对生活的要求
中国第三季948起抗议事件，并不能直接推论全国已经陷入失控状态，也不能单凭这份数据判断政权即将发生什么变化；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窗口，显示经济压力、房地产低迷、地方财政困境与权益救济不足，正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共同的不满。
从工人追讨薪水，到农民反对征地，再到屋主要求履行安置承诺，这些抗议的共同点其实很简单：人民要求拿响应得的薪资、土地、房屋与财产。这些要求并不必然带有政治目的，却可能因为缺乏有效申诉管道，逐渐演变成对地方治理与制度公信力的质疑。
中共可以加强网络审查，可以删除抗议影片，也可以在重大会议前加强维稳部署，但如果欠薪仍然存在、土地补偿依旧不公、地方政府持续把财政压力转嫁给民众，那么社会矛盾就不会真正消失。真正的稳定，不是让人民不敢发声，而是让人民没有必要为了讨回自己的权益，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
当近千起抗议事件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薪水、房屋与生活保障，中共最需要面对的恐怕不是如何让抗议数字变得更低，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已经不相信正常管道能替自己解决问题。毕竟，新闻可以被删除，影片可以被封锁，但被拖欠的薪水不会因此入账，被拆掉的房子也不会因为网络搜寻不到就重新长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