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香港警方国安处突袭旺角两家独立书店——留下书舍、田园书屋，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所谓「煽动意图」罪名拘捕5人，并带走大批书籍及证物。
据媒体报导，事件的导火索，是香港海关早前截获一批境外寄港货物，内含被指控具「煽动意图」的台湾出版书籍——《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作者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驻华府记者冯哲芸，书中记录了20位在体制边缘发声的抗争者故事。
一本记录普通中国人命运的采访著作，为什么会令拥有庞大维稳机器、数百万政法力量、数十万亿元财政资源的中共政权如此紧张？
《唯红花绽放》并没有号召推翻中共，也没有鼓吹暴力，它只是让二十多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经历重新发出了声音。他们中有维权律师、维吾尔族父亲、武汉封城日记作者、宗教信徒、异议人士，以及因言获罪流亡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等。当维吾尔族父亲讲述失去孩子的经历，当武汉居民讲述封城岁月，当香港书商讲述被跨境绑架，当律师讲述如何失去执业资格，这些故事彼此印证，最终形成一种无法轻易抹去的公共记忆，共同组成了一幅习近平时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画像。而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
中共为何害怕真相？
因为极权政治建立在对现实的垄断解释之上。它要求人民相信国家始终正确，领袖永远英明，社会一片和谐，所有苦难都是境外势力制造的谣言。一旦普通人的真实经历不断累积，这套官方叙事便会出现裂缝，谎言就会被戳穿，政权的合法性就会消解。
《唯红花绽放》之所以令中共恐惧，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多么惊人的政治号召力，而恰恰是因为它替那些被迫沉默的人留下了证词，为一个时代保存了记忆。这本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在告诉读者：「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在我身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记录的并不是政治精英，而是社会边缘的人。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依赖宣传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政权而言，普通人的个人证词往往比抽象理论更具穿透力。
《1984》中，乔治·奥威尔写道：「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因此，中共近年来不仅删帖、封号、删除教材，更不断修改历史、重写疫情、淡化文革、消解六四、封锁新疆与香港的信息，试图让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没有记忆的状态。
《唯红花绽放》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它把那些已经被官方抹去的人重新写回历史，它让未来的人知道，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沉默，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屈服。在中共眼里，这正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更耐人寻味的是，书中的一个人物是林荣基。
十年前，铜锣湾书店事件震惊世界。林荣基因销售政治书籍而遭跨境拘押，后来流亡台湾，成为香港出版自由受压的象征。如今，十年过去，他又因为一本记录自己经历的新书，再次成为警方调查的一部分。这形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循环：一个人因为卖书获罪；逃离之后，因为别人写他的故事，这本书又再次成为禁书。这说明，中共害怕的早已不是某一本具体的出版物，而是任何能够保存独立记忆的人和文字。
今天中共查禁的是《唯红花绽放》，昨天是《苹果日报》，再往前是《炎黄春秋》，更早则是更多被查封、销毁、禁止出版的作品。
变化的是书名，不变的是中共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