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1月23日訊】（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目前中國大陸經濟下滑，欠薪、失業、破產的消息密集傳出，相關的經濟糾紛暴增，律師業務也顯得比較紅火；同時由於中國大陸訴諸法律成本高，民間通過網絡輿論維權的事件也持續增加，凸顯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民生艱難，2024年苦日子來了。
律師業務紅火是經濟下滑信號
在南京從事律師業務的李女士告訴，這兩年因為經濟方面的矛盾、糾紛更多，短時間內肯定行業是務紅火。「律師數量肯定有增加，這兩年中國增加了很多律師，我們的人數也是翻了好幾倍。」
「隨著經濟糾紛增多，訴訟案件也在增多，短期是，但是長期的話，沒有一個行業在大環境不往上走，還能說保持長久的繁榮，肯定是不可能的。」她說。
根據江蘇省高法工作報告，2021、2020、2019年份，江蘇全省法院一審審結商事案件分別是14.7萬件、12.6萬件、15.4萬件，但2022年一審審結商事案件暴增至75.3萬件，比之前增加五倍之多。
《經濟觀察報》2023年8月報導說，近幾年，除了律所，很少有哪個行業對市場新增需求的貢獻這麼突出。
北京一律師說，疫情三年，律所受的影響不是太大，現在雖然併購、上市的業務有所減少，但「破產清算的業務量和往年比起來，至少翻倍增長了」；上海一家本土律所的律師則稱，「勞動糾紛從2022年下半年就開始增多，破產的案子則從今年開始增多。」
根據監測中國抗議事件的華盛頓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旗下的「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數據，2023年大陸經濟抗議活動再創新高，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有370起勞工抗議，是之前三個月的兩倍多；在2023年4月至6月，有535起，其中以勞工（59%）和住房（22%）抗議為主；8月和9月，有461起與經濟不滿相關的抗議活動，是2022年同期記錄數量的1.5倍，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事件是勞工抗議，反映了工人抗議活動的持續增加。
中國農民工。(Robyn Beck/AFP/Getty Images)
前大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律師對表示，正常的經濟環境下，律師應該是增加的趨勢，經濟好轉的時候，很多行業會僱用更多的法律人員，大部分是做預防、培訓、合同管理、制度設計，打官司只是很小的部分。
「如果整個經濟不好，其實行業會削減各方面的人員，包括財務、行政、法務人員。現在法律行業比前些年較熱，可能是很多法學畢業生找不到其它工作。比如以前可以去公檢法，去大企業去做法務。在這種工作機會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最後一條路必然是考律師了。」
梁少華説，在中國，考律師的門檻不像歐美國家那麼高，「美國律師的起點非常高，讀完本科之後，通過考試考法學院，讀完法律博士才能考律師。而中國的法學院都是高中起點，上完高中就可以讀法學院，然後考律師。」
李女士表示，這兩年經濟不穩定，肯定有很多行業受影響。「現在裁員諮詢確實比以往的會多一些，但破產數量的話，我們也看不到，中國很忌諱講破產。」
疫情三年的封控之下，中國中小企業出現了倒閉潮，媒體報導，2020年46萬家企業倒閉，7.8億人負債；2021年前11個月，約有437萬家中小企業永久關閉；2022年則出現了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大裁員。
疫情過後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預期的好轉，據餐飲業媒體「紅餐網」消息，企查查信息顯示，2023年前11個月有近7千家農家樂倒閉。
民營企業提供了中國80%的就業崗位，這在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經濟活力的衰退。北京的王律師對表示，「跟三年的封控有關吧，很多正常經濟生活被打斷，導致一些經濟問題發生，資金鍊斷裂、經濟矛盾紛起，律師增多，說明社會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我身邊因為經濟下滑工作受影響的比較多。」
廣東的吳律師告訴，「不是因為經濟下滑導致糾紛增多，考律師的人數攀升很快，而是說明其它行業就業難，大家都擠到這裡來，因為律師跟外賣、網約車一樣，只靠個人。而且律師行業卷得厲害，收費、單價水平比以前都差很多。」
討薪、交樓、抗議裁員等維權活動頻現網絡
在社交媒體上，頻頻出現討薪、交樓、抗議裁員等方面的維權消息。總部設在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LB）根據從社交媒體上收集到的數據，統計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月22日，中國大陸一共發生1199起企業員工或農民工討薪抗議事件，涉及的行業多是建築業、製造業。
CLB同期還統計出1011起企業員工或農民工求助事件，主要原因還是欠薪，涉及的行業也多是建築業、製造業。
2023年9月，廣西桂林市廣電局門口，大約三十多人在拉橫幅討薪。（視頻截圖）
分析人士認為，之所以很多員工或農民工在裁員或欠薪的情況下，多採取抗議的形式而不是訴諸法律，在於中共政府的失責。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董保華在接受經濟觀察網採訪時說，面對勞動糾紛時，人們選擇通過網絡輿論進行維權，而非通過法律途徑，這背後其實是一項成本的計算。
因為個人走法律維權路線的成本相對較高，且收益並不明顯。在中國國內「一裁二審」的制度設計下，個人在勞動爭議方面的維權流程，甚至比一般民事糾紛流程更加耗時。相反，網絡輿論維權成本較低，但效果有時更為顯著。
對於被動失業者不願領取政府失業保險金的原因，董保華解釋說，失業保險金通常是當地最低工資的70%，金額不高且辦理手續較麻煩，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特別在意失業保險金，而更在意金額更高的企業經濟補償金「N」甚至是「2N」。這意味著個人在失業期間的收入主要來自企業的資金，而非政府的失業保險金。
董保華說，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在失業保險金支出方面花費巨大，失業保險金申領人數在2009年約達260萬人；而2008、2009年，中國國內失業保險金申領人數同比下降8.7%和10%。
「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我國失業保險完全沒有發揮作用。」他說。
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對表示，中國（中共）司法制度特別黑暗，他們覺得狀告無門，可能還出不起高額訴訟費用。
「法律訴訟費還不是指法院常規的收費、立案費等，主要是律師費用。一般民工沒有專門法律知識去打官司，要請到律師的話，也根本請不起。」
「所以老百姓心裡明白得很，寧願選擇輿論，而中國的這些黑惡勢力，比較害怕輿論。黑幕一曝光的話，會面臨上面的追究，甚至會暴露出一些重大問題來。」
葉寧說，「中國（中共）出台的一些勞工權利保護法案，越來越傾向於保護業主而不保護勞工。即使中國（中共）法律程序上裝成很平等，在實踐當中也沒有平等的權利，更不要說中國（中共）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2024年 大陸苦日子來了？
近些年來，差不多民間所有的行業被當局收拾過一遍，從封控期間的餐飲旅遊業，到房地產、金融業、互聯網科技、教培、醫療、遊戲行業等，導致各個行業都出現減薪、裁員、失業及破產。
廣西的齊先生在疫情前開了一家餐館，疫情三年中倒閉，之後他謀生不易。「現在到處都是地攤，賣小吃、燒烤、水果蔬菜等特別多，各種流動攤販看到城管來了就轉移，每個月這樣活著很累。」他說。
齊先生告訴，他現在住的房子，是家裡的唯一住房，因為無法還貸，被銀行收回變成法拍房，房子已經被查封，所有銀行卡也被封了。他表示這是官逼民反。
「現在房價跌得厲害，法拍都打折兩次，每次八折都賣不掉。現在還有律師、訴訟、仲裁、執行、違約等費用，加了七萬多，我才欠16萬多，現在變成22萬多了。」
齊先生找了兩個律師諮詢，一個說房價跌得厲害，根本拍賣不掉；另一個律師說他們才不管百姓死活，便宜拍賣，還倒欠銀行的錢。
今年中國頭部房地產企業恆大、碧桂園不斷爆雷，中國資產管理巨頭中植集團破產，財富捆綁在房產與投資上的中產階級崩盤；外企撤離也讓很多年過40的人失業。
中國恆大集團董事會主席許家印被採取強制措施後，另一爆雷房企巨頭碧桂園也陷入債務危機。(STR/AFP)
有網友評論說，信託收割資產200萬以上的人，理財收割20萬以上的人，股票收割2萬以上的人，基金收割2千以上的人，彩票收割2塊以上的人，主打一個都不放過。
李女士表示，「感覺我大多數身邊的人，都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現在確實很現實，就是大家都不願意輕易消費。」
「在我身邊的人感覺就是，2023年至少是比2022年（封控時期）好一點兒，但現在大家都做好準備了，2024年會過苦日子。」她說。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