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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发动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在中国大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
短短四年间，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思。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披露：「『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
中共给资本家画的「大饼」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为了争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给民族资本家画了一张诱人的「大饼」。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中共将保障「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之一是私人资本主义。
1949年9月29日，中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共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当时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中共翻脸要「革」资本家的「命」
据《黄克诚自述》讲，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时，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问：「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将消灭资产阶级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基本绝种了。」
1953年6月15日，毛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绝种」的总路线。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
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
第一，三反。1951年底，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官员。
毛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贪污腐败，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将「三反」运动「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
第二，五反。1952年初，毛发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主要对象是资本家。
毛指出：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伴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
到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了，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被逼死的三个资本家
上述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都是以极左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其套路都是，将资本家名誉上搞得臭烘烘的，同时在经济上处处卡脖子，让你在走投无路之际，举手投降，被中共「共产」。过程中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许多资本家被逼自杀。
1. 卢作孚之死
在中华民国时代，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到1949年，民生公司更发展成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1950年1月，在香港的卢作孚，在中共代表的游说下，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
1950年8月，卢作孚与中共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卢作孚还热情响应中共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
但是，好景不长。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从镇反，到三反、五反，民生公司都受到重大冲击。与卢作孚一起艰苦创业的公司重要管理人员，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或被拘押，或被开除，或被遣散。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1952年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卢作孚也成了批斗对象。他被揭发以请吃饭、洗澡、看戏等方式腐蚀中共干部。
短短三年内，中国曾经最好的民营企业被整垮了，这还不算完，中共还唆使一些人对他的人格进行侮辱。这使卢作孚陷入绝望。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2. 洗冠生之死
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是一个商业天才。他从学徒做起，1915年创办冠生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冠生园在全国各地的分店达37家，并配建有十多家食品厂，经营的食品达2000多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
洗冠生创业，靠的不是坑蒙拐骗，而是信誉和质量。
但是，在中共建政初，因经济不景气，冠生园的经营出现重大困难。到「五反」前，冠生园已开始积欠工资。
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所得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发不出工资来。
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劳资双方尖锐对立，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他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
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上门逼税。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3. 鼎丰号老板之死
裴毅然的文章《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中，讲了一个被逼死的资本家的典型案例。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的张老板，在「五反」运动开始后，已经坦白交代了三次，但是，店员仍逼他「彻底坦白」。
当时，张老板的生日临近。他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外，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
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三反」「五反」运动时，上海跳楼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上班后常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据说在当时的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
当时中共搞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巨额的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如果找不到尸体会被中共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
因为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为防止自杀蔓延，中共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士兵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中共建政后，投共的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之一。
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荣毅仁也承受不住了，也不得不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初，他交代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因子额巨大，他不得不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说实话：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它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财政部长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等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覆：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连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都被逼迫坦白违法获利2096亿，到了几乎要上吊的地步了，其他资本家的遭遇如何？
毛泽东大笔一挥，将荣毅仁划为「完全守法户」，毛发动三反、五反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毛以下，有多少中共官员一拍脑袋，就把所谓「不守法的」资本家送上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