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审判的结果：不只是罪名，而是制度讯号
2025 年 12 月 15 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三项罪名成立。判决书总长高达 855 页的理由书显示，法院指控黎智英利用旗下传媒平台 Apple Daily 有组织地推动被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与活动。
黎智英本人否认所有控罪，并指出他的行为源于对自由言论与媒体独立的追求；然而法院以国安法及相关条例作为裁判依据认定所有指控成立，并将在 2026 年 1 月 12 日进行求情聆讯及最终判刑。
这一裁决对国际与本地社会而言并非意外，因为自 2020 年《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以来，各类针对新闻工作者、民主派人士的案件持续不断。
二、新闻自由的丧钟：名义与实质的落差
对批评者来说，黎智英案并不是孤立个案，而是香港公共言论空间急剧收缩的最清晰证据。国际人权组织指出，该判决具备重大的政治动机，而非纯粹司法审理。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这次判决反映出香港从曾经的新闻自由基地变成对媒体「全面敌意」的环境，政府当局利用国安法律框架将批评声音定义为“危害安全”的行为。
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均谴责裁决，认为不只是对黎智英个人的判决，而是对香港新闻自由本身的摧毁。无国界记者指出，接受审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新闻自由的价值；自由表达和独立报导的空间正在迅速缩水。
在官方立场看来，这些法律行动是落实国安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步骤，是对所谓「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的合法惩处。部分亲北京政治力量甚至强调，黎智英案例有助于彰显法治威严与香港依法律行事的能力。
三、新闻自由与言论空间的逆行
国际人士与人权机构的反应强烈指出，黎智英案象征着香港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从曾经可容忍批评政府的开放社会，转变为一个使用刑法处置政治意见的制度。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批评，黎智英的定罪制度性地破坏了香港多年累积的公民自由基础，使城市在全球自由指标上的评分迅速下滑。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也对此提出关切，指出这一裁决对香港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产生深远负面影响，并敦促尊重基本人权。
长期关注香港状况的观察者早已指出，自 2019 年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治理策略已逐步从「容忍与适应」转向「法律武力化」。国安法成为重塑社会结构与限制民间空间的工具，而黎智英案则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例子。
四、从媒体经营到「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才是罪？
官方指控黎智英及其媒体利用报导与言论串谋危害国家安全、煽动社会对立甚至请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法庭判词中提及，Apple Daily 推出英文版、报导负面新闻等行为被视为有意图“削弱中央与特区政府合法性”。
这样的标准引发国际媒体界的普遍质疑。国际记者联盟（IFJ）指出，对公民和媒体在合法框架内行使言论自由的定罪，是对新闻工作的打压，而不是对犯罪行为的惩治。
在过去几年，黎智英不仅因新闻言论被捕，他还面临其他案件的起诉，总刑期累计已经超过七年。此番重罪成立后，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在这种情势下，批评者指出，中共所谓的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演变为压制新闻自由与执政批评的政治工具——即使在表面上仍冠以「依法行事」之名。
五、「一国两制」的承诺与司法独立的消失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共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包括维持司法独立、保障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然而在黎智英案的审理与判决过程中，这些承诺被反复检视与质疑——尤其是国安法导入后，法院使用经常被质疑为模糊定义的条文审理政治案件。
自由民主支持者认为，法庭在国安案件中的角色已从中立审判者，逐渐转向执行政治意志的机构。而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民主派与言论批评者的空间被极度压缩。
从国际层面看，七大工业国（G7）外交部长发声明谴责黎智英的起诉与定罪，呼吁停止此类司法行动，并释放他与其他民主派人士，强调关切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恶化。
六、从个案到趋势：打压民主派的连串行动
黎智英案并非唯一。根据公开信息，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警方已以「国安」名义起诉大量民主派人士、异议者与媒体工作者，刑控范围涵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煽动、发布煽动刊物乃至集会与结社相关行为。
此外，民主建国联盟与其他结社组织也被禁止在港运作，语言与行动自由遭重塑为风险过高的「犯罪行为」。
这一连串案件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趋势——政府利用国安法律和司法体系，将政治异议标签为安全威胁，并以刑罚予以惩戒。
七、讽刺语气下的冷静评价：民主口号与治理现实的不协调
在中共官方叙事中，香港仍然被描述为全球城市、国际金融中心，仍享受法治与自由的优势。然而在现实中，一个批评政权的媒体创办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这样的社会还能称得上民主或言论自由的寓所吗？
官方口径强调依法审判、维护安全、抑制外力干预，但在口号背后，是一部部法律被拿来处理政治意见的现实。这种用「专业用语」包装政治压制的做法，就像是在对着镜子说：「我不在乎我剥夺了你的权利。」而这种语言学的错位，恰好揭示了暴权下最荒谬的矛盾——喊着民主，却用法律槌敲碎自由。
学术界有一种讽刺称法：「自由被写进法律，但却被解释出法律之外。」这句话在黎智英案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
八、结语：不只是黎智英一人，而是整个言论空间被钉上刑法十字架
黎智英的被定罪，不是个人悲剧，而是一个社会自由倒退的象征。它揭示出：
- 言论自由被国安法律重新框架为安全风险
- 民主批评被定性为政治犯罪
- 司法可能被纳入政治工具
- 曾经承诺的「两制」价值被实际削弱
当新闻工作者、民主推动者与批评者被司法判罪时，社会不只是失去一个声音，更是失去了一种制度能容纳多样观点的能力。这不仅是香港的损失，也惊醒了世界：在兜售民主与自由的语言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极权色彩的实践逻辑。
在面对这场以法律名义进行的现实调整时，观察者不禁要问：
当「一国两制」的承诺被具体拆解为刑法条文时，我们还能喊出什么是民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