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目前面临建政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习近平在内外困境之前，显示出一种空前的彷徨和失能，近期中共的政策都没有方向感，无法提供解决内外难题的方法，最后只剩下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以及面对政权崩溃危机的最后一招——维稳。
在中共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造成大饥荒大萧条的社会悲剧，中共只归结于老毛的大跃进和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祸，不承认经济败坏与制度的根本缺陷有关。当年大饥荒，刘少奇实行农村「三自一包」政策，三两年时间喘定，因此中共认为经济政策上的短期让步，是调整经济大环境的有效措施。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只当作一种暂时性的工具，用来跳出经济危局，改善社会关系，激发经济活力。一旦经济和民生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借用的巿场经济政策就走到头了，就必须回到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老路上去，以维护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用意。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论改革去到什么地步，都不放弃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老邓一开始就划下的政治红线。从胡赵到江朱到胡温再到习朝，这一个初衷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程度和速度。
胡温朝后期，中国经济已成长到令世界惊奇的地步，2008年北京奥运，是中国经济大国实力的一次展示。从那时开始，世界为中共的成就侧目，中共的自信心大增，中共便意识到有足够实力走回头路了，国进民退于是提到议事日程上。
中共一个根本误判是，中共以为经济成就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是量的变化，并没有质的飞升和跨跃。中国经济体量大，成长数字惊人，赚取天文数字的外汇，国家实力超英赶美，但中国科技上创新有限，而同一时期，美国发明了个人计算机、网络、手机和人工智能，这四项划时代的新产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造就划时代的经济成长。比较起来，美国才是真实力的强大，中国只是浮肿而已。
另一个根本误判是，中共以为经济环境的改善得力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专制政权有利于快速决策，全国一体化推行，计划经济集中资源，政府掌管分配的优势。中共忘记了，如果体制有如此的优势，为什么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从来就没有好景，而一旦借助巿场经济，经济就焕发惊人活力？
改革开放后承认私人产权，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巿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为私人企业提供广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环境之下无法想象的。中共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一厢情愿地解读客观世界。
再一个根本误判是，中共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强国的地步，已经不是中国需要美国，而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经济实力足以自给自足有余，不需要依靠美国的帮助才有发展空间，反而美国离开中国的制造业，可能会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
基于这个误判，中共开始放胆与美国分庭抗礼，拉拢中小国家，作为中共控制国际组织的基础，开始作战略扩张，领导「全球南方」，在欧美英日的后院放火。中共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破坏了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共与全世界为敌，寰宇之下，只剩中俄朝三个「合作没有上限」的盟友。
与美国交恶与扩张野心是战狼外交的两面，中共利用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大撒币，又借反美来拢络中小国家，此举引发美国朝野的极端反感，美国对中共的扩张野心彻底醒悟，并与欧洲日本等西方民主国家，将中共视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
西方对中共的敌意，使中共借以生存的西方大巿场面临各种阻力，西方提防中共的渗透，也妨碍西方高科技与中共的交流，中共利用稀土等原材料要挟西方国家，更令西方国家视中共为不可靠的合作者。这些中共赖以作经济成长动力的因素，在短短几年内烟消云散，严重压缩了中共经济成长的有利空间。
实际上，这个世界并没有东升西降这回事，直至今日，美欧日在经济和科技上仍远远居于世界前列，更别说他们百年历史证明的制度优越。习近平一厢情愿地作出东升西降的误判，证明他缺乏基本的自知之明，也缺乏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明智考虑。
钱再多也是没用的，钱再多也会花完，有出无入难以为继。客观上没有东升西降，也不存在国进民退的制度优越，二者之误判，生成根本戕害中国经济的基本国策。
东升西降在外，国进民退在内，内外都走的是死路，中共还能走到哪里去？习近平好大喜功，总想搞点留芳百世的大工程，可惜他认知水平不高，对世道与时局屡屡误判，在误判的基础上作错误的决策，决策错了更大力气推行，推行不通又偏执不肯纠错，如此「作死」，没有人可以救他。
基于维稳为第一要义，今后我们将看到中共国的政治文化进一步收紧，人民自由度不断扼杀，社会生活不断恶化的现象，这也是不可能逆转的。至于暴力维稳是否能让中共苛延残喘，那就要看中国人愿意忍受到什么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