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6日通过「反跨境腐败法」，同日生效。北京把海外追逃追赃纳入常设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并收紧外方在中国境内调查取证。专家警告，在中共主导查办的体制下，这套机制可被用来追查失势官员的海外资产，也为境外「劝返」和政治施压异议人士提供新名目。
北京把「猎狐」「天网」纳入常设机制
中共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宣告「全面从严治党」，并有多位官员遭开除党籍。随后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11月6日表决通过《反跨境腐败法》，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防堵资金外流，尤其是防止国有资产藉利益输送流往境外，是北京扩大追查权的一个动机。
他分析，过去的「猎狐」「天网」主要靠项目推进。中共这次把分散的涉外规定和部门权责集中起来，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让公安、财政、审计和反洗钱部门能在同一机制下共享线索。
资深评论员横河则注意到，新法通过当天即生效，有别于往常惯例。他推测这部法是为了惩罚某个人或某些人，「抓人时还没有足够的法律可用来惩罚，所以急需立新法」。
中国大陆前检察官沈良庆也把立法时点与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重申「从严治党」相连，视为这项党内政策的立法配套。他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在缺少引渡协议的地方往往只能逐案协商，既有行动的成效受到限制。
中共新法上路前，当局依《监察法》请求外国协助引渡嫌疑人、追回涉案资产。新法上路后，涉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仍按中共《刑法》判断。
据新华社今年2月底转述中纪委工作报告，中共官方2025年立案查处505件跨境腐败案件，并透过「天网」等行动追回963名外逃人员。
反腐法律成为权斗工具？
王赫用「看人下菜」形容中共的选择性反腐，「不是看你做了什么，是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认为，在中共领导反腐工作的架构下，「政治忠诚」和站队仍可能左右谁被立案、谁被保护。对当局有意保护的高官，他担忧海外资产线索可能以机密为由被搁置。对政治对手，北京则能动员更多部门追查资金、寻求境外协助。他预判，新法将「成为权力斗争的一个合法化的工具」。
中国大陆律师章廷（化名）把问题追溯到中共制定法律的方式。他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以「帮规」和「家法」形容这套法律，认为立法缺乏民众充分参与和真正授权，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考虑，往往是维持中共统治与保护特权阶层。
他认为，在中共体制下，若案件未牵涉权斗，新法对在任或退休高官及其家属的影响可能有限。
章廷指出，权力缺乏制衡所造成的腐败，很难靠再立一部法律解决。他把这类反腐形容为「清洗的手段，是权斗的延伸」。
沈良庆则把反腐与权斗交织、选择性执法的现象称为「制度性的老大难痼疾」。在他看来，新法对官员及其家属向境外转移涉案资产，或有一定约束，但公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始终存在。
高官家属的海外资产能否被追及？
王赫认为，财政、审计与反洗钱部门共享线索后，当局更容易追查中低层外逃官员及国企高管的资金流向。若资产所在国愿意合作，冻结涉案财产也较有可能。
至于高层官员和家属，他认为新法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即使财产登记在亲属名下，追缴仍涉及两个关口。中国境内须启动查办并厘清资产与违法所得的关联，境外的查账、冻结或返还则须由当地依法律程序处理。
王赫认为，北京可向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寻求协助，例如中东或东南亚部分国家，请求冻结涉案资产。横河则强调，外国原本就不愿协助的案件，未必会因北京有了新法而改变立场。
欧洲人权法院2022年曾就波兰拟将一名因被控涉嫌跨国电信诈欺而引渡至中国的嫌疑人，裁定其有遭受不当待遇的实际风险，移交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也说明，各国是否依红色通报采取逮捕行动，仍依本国法律决定。
北京反制外国调查 跨国企业夹在中间
新法允许北京在认定外国不当行使域外管辖、损害中国利益等条件下采取反制措施，也要求外方在中国境内展开反腐执法调查，以及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相关证据或资料，须经中方同意。
沈良庆认为，中共一方面要求出海企业加强合规，另一方面也藉反制条款牵制外国政府调查中国企业及官员。王赫以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为例指出，若外方要求一家跨国公司提交在中国掌握的文件，公司可能同时面对外方取证要求和中方限制。他形容这是「中美之间司法对抗的一个升级」。
中国民主活动家王丹在播客节目《王丹学堂》也以内部审计为例，指出跨国企业总部若要查核海外交易，而中共监管机关同时以跨境腐败为由要求取得审计资料，当地团队将面临两套要求而难以适从。
反腐名义将被用于跨境施压？
横河指出，过去有些境外「劝返」透过跟踪、威胁或向境内家属施压，迫使当事人回中国。他担忧，新法会让这类行动更容易被北京包装成反腐执法。
美国司法部2025年4月16日公布，曾参与「猎狐」行动的纽约前警员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因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及跨州跟踪等罪名，被判入狱18个月。
王丹也认为，新法替争议性的境外行动「穿上了一件法律的外衣」。他特别质疑，法律涵盖部分行为发生在境外、结果落在中国境内的同类腐败行为，可能给执法机关留下扩张解释的空间。他以政治捐款、慈善捐款和学术交流为例，追问当局将如何划定正常资金往来与涉案交易的界线。
他担心，当局可能从海外异议人士与境内亲友的资金往来着手，将人列为案件关系人，再借经济调查施压。在王丹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可能造成寒蝉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