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中國經濟出現一種矛盾現象：貨幣供應持續增加，銀行資金相對充裕，貸款利率也處於低檔，但居民不願借錢消費，企業缺乏貸款投資意願。銀行雖然握有資金，卻難以找到足夠多既願意借貸、又具備還款能力的客戶。
從現有經濟數據觀察，中國經濟已呈現部分流動性陷阱的典型特徵。問題不在於市場沒有資金，而是資金未能有效轉化為消費與投資，反映居民、企業與市場對未來的信心不足。
貨幣增加，消費與融資動能卻未同步上升
中國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9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達359.63萬億元，年增7.2%；2026年前三季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27.46萬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2.63萬億元。
同期，人民幣貸款增加11.52萬億元，其中住戶貸款減少1.03萬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12.55萬億元。住戶貸款下降，顯示家庭借貸意願疲弱；社會融資規模較去年同期少增，亦反映整體融資擴張動力正在減弱。
消費表現同樣疲軟。2026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7萬億元，年增幅僅1.1%。貨幣供應量持續上升，居民消費卻未隨之活絡，兩者之間出現明顯背離。
對一般家庭而言，銀行提供多少低利率貸款並非最重要的考量；更關鍵的是工作是否穩定、收入能否增加、房價是否持續下跌，以及未來的醫療、養老與子女教育是否有足夠保障。
在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即使貸款利率降至零，人們也未必願意增加債務。畢竟借款仍須償還，當收入不穩定、前景不明朗時，減少借貸往往被視為較安全的選擇。
房價下跌加劇家庭修復資產負債表的壓力
過去20多年，房地產長期是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房價上漲時，家庭會因財富增加而更願意消費；但當房價下跌，情況便會改變。
例如，一個家庭以500萬元購買一套房屋，並背負300萬元房貸；若房價跌至400萬元，家庭帳面財富便減少100萬元，但銀行貸款金額不會隨房價下跌而同步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往往會減少外出消費，延後購車、裝修及旅遊等支出，並盡量增加儲蓄，把多餘收入用於提前償還房貸。
這種現象可視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居民與企業不再優先考慮擴大消費或投資，而是先降低負債、修復財務狀況。
當多數人都選擇節省支出，市場需求便會下降；企業生意變差後，可能減少投資、招募與加薪。居民對收入的預期進一步惡化，又會再度壓低消費，形成家庭不敢花錢、企業不敢投資、需求持續萎縮的循環。
銀行資金充裕，但放貸更加審慎
銀行同樣面臨壓力。截至2026年第二季末，商業銀行淨息差約為1.41%，不良貸款餘額約3.72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52%。
淨息差可理解為銀行吸收存款與發放貸款之間的利息差額；差額越小，代表銀行的獲利空間越受限。不良貸款增加，則意味部分借款人可能無法按期還款，銀行必須預留更多資金因應潛在損失。
因此，銀行放貸會更重視風險。對於經營困難、訂單不足或現金流不穩定的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而言，取得貸款可能更為困難。
不過，銀行並非沒有放款能力。2026年第二季末，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仍為202.87%，資本充足率為15.26%。核心問題在於，當風險升高、獲利空間縮小時，銀行必須更嚴格評估貸款品質。
由此產生一項矛盾：央行希望銀行將資金貸出，但市場上真正有投資意願且具還款能力的借款人，未必如預期般充足。銀行有錢，不代表企業願意投資；利率低，也不代表居民有能力承擔新的債務。
大型建設投資未必能自然形成市場需求
政府主導的大型建設工程也面臨相似問題。以習近平定位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為例，官方公布，「十四五」期間，雄安新區每年維持約2,000億元投資規模，累計完成投資工作量超過1萬億元。
大型基礎建設可改善交通與公共設施，並帶動建築、材料及相關產業。雄安規劃面積超過紐約市兩倍，現有人口141萬人；近年已有中央企業由北京遷入，遷入職工亦獲得金錢補貼，但願意遷往雄安的人仍然不多。
巨額投資建設新城，不等於居民會自然搬入、企業會自動獲利，也不代表市場必然形成足夠的消費需求。一座城市能否持續發展，不能只看建成多少大樓、道路與公共設施，更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長期居住、有多少企業能持續經營、是否存在穩定的工作機會，以及居民能否依靠自身收入維持生活。
如果政府持續擴大投資，但家庭收入、民間消費與企業信心未同步改善，投資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便可能受到限制。
社會保障與家庭負擔影響消費意願
202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約28.74萬億元，其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約4.44萬億元，教育支出約4.34萬億元，衛生健康支出約2.14萬億元。
相關支出規模雖然不小，但關鍵仍在於投入是否足夠、分配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減輕一般民眾的生活負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6年發布的中國經濟評估中指出，中國經濟仍過度依賴投資，居民消費信心受到房地產市場低迷、收入預期與就業預期影響。IMF建議將更多財政資源投入農村養老、醫療與社會保障，減少對低效投資的依賴，使經濟成長更多由居民消費帶動。
對一般民眾來說，最受關注的並非新增多少大型工程，而是薪資能否提高、工作是否穩定、房貸是否能夠承受、生病時是否有足夠保障，以及退休後能否安心生活。
若家庭收入未改善，養老與醫療保障又不足，居民自然會傾向多儲蓄、少消費。這並非不願支持經濟，而是為未來風險預留退路。
因此，財政資源除支持大型工程外，也可更多用於對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家庭的直接補助，提升養老及醫療保障，減輕教育與住房負擔，同時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若經濟政策過度著重投資規模與大型建設，卻未充分回應居民收入、就業與生活保障問題，政策目標與民眾切身利益之間便可能出現落差。
流動性陷阱的結構性障礙
西方國家因應流動性陷阱的關鍵之一，在於讓民眾有更多收入並敢於消費。中國目前面對的困境，正是居民不願借錢、企業不願擴大投資；即使銀行擁有大量資金，也難以有效轉化為市場需求，居民與企業的信心已受削弱。
IMF也指出，增加農村社會保障支出、提高基本養老保障，有助降低居民為因應未來風險而過度儲蓄的需求，進而帶動消費。
一旦經濟真正落入流動性陷阱，短期內往往不容易自行走出，因為問題已不只是貨幣供應不足，而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出現結構性障礙。
- 當利率已經很低時，降息未必能有效刺激投資與消費。企業因預期未來需求不足而缺乏投資意願，居民則傾向儲蓄而非擴大消費。
- 即使銀行流動性充裕，也可能因風險考量而不願擴大信貸。
- 即使央行進一步增加貨幣供給，資金也未必能順利流入實體經濟。
困境難以迅速化解的原因在於，問題已由貨幣問題演變為資產負債表問題。企業優先償債而非擴產；居民優先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而非增加消費；銀行憂慮壞帳而不願積極放貸；房地產與金融資產價格下跌，則進一步削弱財富效應。在此情況下，即使央行釋放大量流動性，也未必能立即改變各經濟主體的行為。
中國人大網於11月5日發布《國務院關於金融工作情況的報告》，該報告於2026年11月3日在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提出，將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為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並將綜合運用多種工具維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成長，與經濟成長及物價總水準預期目標相符，同時完善利率調控機制，持續執行與監管利率政策，降低融資中間費用。
不過，在居民收入、就業、醫療、養老與住房負擔等問題未獲改善前，持續擴張貨幣與推動政策的效果，可能難以回應一般民眾的實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