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1月30日訊】隨著三年疫情封控、房地產危機蔓延以及近年來的產能過剩，中國經濟持續惡化，青年就業越來越難，留學成為一些大學生的出路選擇，也成為他們「潤」出中國的捷徑。
據自由亞洲電台1月29日報導，小尹即將大學畢業，她此前曾向學歷和背景都不錯的學姐打聽過就業情況，發現只憑大學學歷想找到好的工作並不容易。
她說，「現在中國的經濟非常不好，同學們普遍也比較悲觀。如果只是想活下來，做時間很長但錢很少的工作還是能找到，但可能要活得比較辛苦。作為本科生，是不太想現在便出來工作，會想繼續讀研究所。」
但她也表示，「選擇讀碩士並不是我未來想做學術，是因為學歷貶值太嚴重，我們需要這份學歷作為敲門磚。」
在中國，三年新冠（ 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期間，中共實施了極端封控措施，解封之後許多中國人「潤」出中國。
她說，她很多朋友也是以移民為目標的。「我們讀大學這四年，有兩年都是受到疫情影響，一次又一次的封控和動態清零，這種讓人很疲備和很限制的生活狀態，開始讓我們反思，發現其實讓我們很痛苦的點，並不是我們自己心理上調理不好，而是外界給我們的施壓所造成的。就是疫情讓大家慢慢意識到我們的不開心並不是我們自己不好，是整個體制對我們不好，所以我們想要移民和離開。」
她表示，疫情的三年，把他們這一代從洗腦的「愛國教育」當中叫醒。「疫情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導火索，大家的政治意識開始覺醒啦，意識到自己一直是被控制和很不自由的。覺醒後發現『愛國』是強制灌輸給你的意識形態，是為了更好地掌權和更好地控制我們。到白紙運動是這種情緒一直累積和積壓再爆發，當時尤其是上海封控最嚴重的時候，平時我覺得是很乖的同學，也在朋友圈發他的抗議，而且不只一個，這是讓我比較驚訝的。」
小尹表示，被封控前與朋友在公園野餐的喜悅以及解封後能外出看第一場初雪的感動，讓她意識到自己對自由的渴望，現在只想暫時離開身處的地方，所以計劃到與中國比較接近的香港升學。但跟家人出國旅行期間，她才得知香港因《國安法》的實施，已與以前很不同，讓她非常震驚。但她沒有想改變去香港的計劃，因為她相信到香港再差也比在中國大陸自由。
「我也是想親眼去香港看一下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想支持一下還在堅持的港人。」她説。
Tom比小尹年長幾歲，在疫情前就已出國，沒有經歷過封控，但他早就知道中國就像一個大的監獄。
他說：「我出國不是因為經濟的問題，如果我留在國內，我被分配到國企或進到銀行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是我絕對不會回去。中國絕對是一個大監獄，可能有一個光鮮亮麗的外殼和高樓大廈，但是監獄的本質沒有改變。在中國的環境大家的三觀都很不一樣，每天都被那些錯誤的資訊包圍，你就會很鬱悶。我百分之兩百知道這種環境不適合我，我從初中開始每天都在想怎樣出去，到高中就規劃怎樣遊說父母讓我出國讀書。成功離開中國這件事當作是我出獄的開始。我不管國外的生活怎樣，有多吃苦，但我能真正自由了。」
對於小尹選擇去香港，Tom認為，香港打壓「反送中運動」後，已與中國其它城市沒有大分別了。
他擔憂地表示：「現在香港大量人口外流，港府想要國內一線城市讀書好的人去洗人口，讓他們灌進去變成『新香港人』。我認識很多去香港的同學，他們有的共同特點就是非常卷和非常愛中共，這種人去到香港絕對會毒化這個社會，會把香港搞成什麼樣，我真的很難想像。」
Tom承認，在國外生活幾年，發現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亮，社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相對在中國要活在被監控的環境裡，他覺得在國外生活比較開心。
他説，剛出國時就特意找機會去了趟台灣旅遊，看到台灣是個有選舉、有民主和自由的地方，讓他很羨慕。「國內哪有這種事情，我連我選區的人大代表是誰都不知道。以前我在中國，這個地方未來如何發展其實跟我沒關，都是共產黨在規劃。我跟台灣人的區別就在這裡。」
Tom表示，有選票才真的是有家和國，期望新一年儘快取得永居，投下人生的第一張選票。
責任編輯：高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