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山東青島一名女士張蘭(化名)因無人協助照顧孩子,接受街道計生主任邀請,在住家附近投入基層計劃生育工作。28年後,她仍留在原有崗位,但工作內容已隨人口政策轉向而改變;在中國人口危機持續加劇、政策由限制生育改為鼓勵生育之際,她卻自2024年至2026年連續3年未領到任何工資。
張蘭的遭遇不僅反映部分基層計生人員面臨的待遇與保障問題,也呈現中國人口政策從嚴格控制生育轉為催生後,基層執行人員所處的困境。
28年仍在職,連續3年未獲薪資
張蘭表示,她自1998年起擔任基層計生工作人員,至2026年已工作28年。雖然她持續履行職責,2024年至2026年卻沒有收到一分工資。她估計,3年遭拖欠的薪資合計約18萬元。
她說,過去村裡並非完全不發薪,但發放情況極不穩定:有時一年僅支付部分款項,有時只發一兩萬元,最高也只有3萬元。尚未支付的薪資,會由村會計登記至街道經管站,待村集體有資金後再行發放。
但自2024年起,情況進一步惡化,工資已連續3年完全未入帳。她曾就欠薪問題提出反映,其後街道及村書記致電表示,預計年底可先發放一部分薪資;對方的理由是村委會沒有經濟收入,只能等資金到位後處理。
張蘭說,自己既沒有離職,也不是沒有工作,而是在持續工作之下長期無法獲得應有報酬。她認為,工作人員同樣需要維持家庭生活,若家中臨時有事,向村裡要求發放薪資,卻往往只得到「沒錢」的答覆。
工資與村集體收入掛鉤,欠款登記在街道經管站
據張蘭說明,基層計生專幹過去的薪資由區、街道、村三級統籌,而實際發放金額又與村集體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她所在的是山區村莊,當地共有30多個村,每個村通常設置1名計生專幹。
計生專幹是村級或社區層級負責計劃生育相關事務的專職人員。張蘭表示,經濟條件較好的村莊可提供較多補貼,經濟困難的山村則相對較少,「有錢就開,沒錢就不開」。
她指出,計生專幹原本依照村兩委工作人員的標準計薪。以她所在村為例,計生專幹薪資相當於村黨支部書記薪資的80%;若書記年薪為6萬元,計生專幹理應可得約4.8萬元。不過,最終能拿到多少,仍取決於村裡當年的經濟能力。
她舉例,若某年應發5萬元,村裡實際只支付1萬元,剩餘4萬元便會登記在街道經管站帳上,待村裡有錢再發放。她強調,這些不是個人自行記帳,而是由村會計向街道經管站登記,並有街道相關主管簽字確認。
村會計曾告訴她,已掛帳的薪資屬於村集體經濟應支付的款項,即使工作人員本人過世,子女亦可承接這筆款項。然而,對於掛帳工資的法律性質、欠薪確認程序及最終支付責任,她未取得明確書面說明。
張蘭認為,問題不在於薪資是否被登記,而在於沒有明確的實際付款時間。以「村裡有錢再發」作為處理方式,等於讓基層人員長期承擔村集體收入不足的後果。
有聘書、無勞動合同,也缺乏單位社會保障
張蘭表示,她並非自行到村委會任職,而是由街道計生主任招募,街道並正式發出聘書,聘任她為所在村的計生主任。以2021年換屆為例,她仍在原職工作,街道重新核發聘書,聘期為2021年至2026年,並蓋有街道公章。
她平時在村委會辦公,設有自己的辦公室及電腦等設備,空調等辦公設施也齊備。不過,她沒有與村委會簽署勞動合同,也不具備編制身分。
她說,縣級部門接獲反映後,調查人員並未先詢問她哪些年度未收到工資、累計欠薪多少,而是主要追問她是否與村裡簽訂合同。她回應,自己是村級部門的計生主任,計生人員與村委會普遍未簽勞動合同。
在張蘭看來,既然街道負責招聘、發出聘書並安排工作,便應對薪資發放建立明確的管理與責任機制,而非在發生欠薪後,以沒有簽訂合同為由迴避問題。
她更擔心的是社會保障不足。她表示,基層計生人員沒有五險一金,養老與醫療保險均由個人負擔;不僅計生專幹如此,村兩委工作人員也未獲村裡統一繳納相關保險。
從嚴格計生到宣導生育,工作內容大幅轉變
張蘭回憶,自己1998年結婚,同年9月開始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當時家中無人可協助照顧孩子,她無法外出求職,家裡經濟也不寬裕;街道計生主任上門尋找人選後,她接受了這份在家附近的工作。
2003年街道更換相關負責人後,她再度受聘,薪資調整為每月300元、按季發放,持續至2009年。其後,村裡改為按年發薪,但金額不固定,通常僅一兩萬元。
在計劃生育管理較為嚴格的年代,她的工作不只是生育登記,還包括統計育齡婦女資料、婚姻狀況、懷孕與出生情況、人口死亡數據,以及進行孕前和產後隨訪、發放避孕藥具、登記流動人口與管理相關檔案。
她說,當時基層計生項目繁多,檔案盒與資料堆積不少,也須負責生殖健康服務、婦女健康檢查、計生政策宣導及培訓。過去每年都需參加專業訓練,內容包括生殖健康與育幼知識等。
中國於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2021年全面放開三孩政策後,基層計生工作的重點逐漸調整。張蘭目前的工作包括為孕婦提供服務、宣導生育與保健知識,以及組織婦女參與乳腺癌、子宮頸癌篩檢。
她也會透過居民微信群宣傳生育政策與健康資訊,向產婦介紹產後照護、嬰兒餵養及避孕常識。她表示,自己在村裡工作多年,與村民關係良好,工作上須接觸各類居民,保持良好態度,並確實完成隨訪服務。
張蘭曾兼任婦女主任,也處理養老保險等事務。由於過去村裡只有她一名女性工作人員懂得操作電腦,許多行政及業務工作也由她承擔。
反映欠薪後,未獲逐年核對調查
張蘭表示,自己曾多次嘗試處理問題,在連年未領到工資後向相關部門反映,希望核實薪資發放與掛帳情況。
但她對後續處理並不滿意。她指出,縣級部門接到反映後,未詳細調閱歷年薪資紀錄,也未逐年核對應發金額、已發金額及欠薪餘額。她認為,若要真正處理欠薪,應先核對聘書、薪資標準、村級財務紀錄及街道經管站掛帳資料,而不是僅將焦點放在是否簽署勞動合同。
她也提到,基層人員集體維權不容易,因為牽涉每個人的利益,部分人不願出面。她認為,不少農民除非遇到特別嚴重的事情,通常不會提出投訴;即使對薪資安排不滿,也可能擔心問題無法解決,或不願與村幹部及街道方面發生衝突。
張蘭表示,自己不願參與村兩委換屆選舉及相關政治事務。她說,自己並非未看見基層管理中的其他問題,但作為計生主任,不想對那些事提出投訴。她對基層廉政情況感到失望,認為真正能專心服務居民的清廉幹部並不多。
家庭負擔加重,50多歲再就業有限
長期未獲薪資,也讓張蘭重新檢視自己28年來的選擇。她說,當初留在農村工作,主要是為照顧孩子及家庭,方便接送孩子、煮飯與處理家務,當時未考慮到日後可能缺乏長期社會保障。
如今她已50多歲,接近退休年齡,重新外出求職的機會有限。她的兒子也常埋怨,認為她當年若在養大孩子後另找一份有薪資及五險一金的工作,情況可能較好,而不是留在村裡長期近乎無償工作。
她表示,雖然家人有工作,但家庭支出不輕。養老與醫療保險均需自行繳交,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每月約需500至600元,城鎮職工社保則超過1,000元。此外,家中老人需要照顧,子女結婚也需開支,日常人情往來同樣增加負擔。
張蘭強調,自己不是不願意繼續工作,而是希望多年付出能獲得最基本的薪資保障。她認為,沒有工資便難以維持工作動力。
她說,村內不少居民靠種植葡萄及水果維生,但村委會本身缺少穩定經濟收入,致使工作人員薪資無法正常支付。她認為,村集體經濟困難不應成為長期拖欠工資的理由,尤其在已連續多年未實際付款的情況下,更應有明確解決方案。
對未來,張蘭沒有太多其他規劃,只希望拿回自己應得的工資。
人口減少與政策急轉,基層計生網絡重塑
自1980年代起,中國長期強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曾透過超生罰款、強制墮胎、結紮等方式控制人口。官方曾宣稱,計劃生育使中國少生4億多人。
經歷3年疫情封控後,中國人口下滑趨勢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就業困難及育兒成本高昂,使年輕人的結婚與生育意願持續降低。當局面對人口危機,已由限制生育轉向積極催生,除全面放開二孩、三孩外,亦陸續推出生育補貼、延長產假與住房支持等措施,但成效有限。
官方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956萬,首次跌破1,000萬;人口總量減少85萬,出現1961年以來首次負成長。2023年人口減少208萬,2024年再減少139萬。張蘭自2024年起,正是在此期間連續3年未領到工資。
今年4月公布的資料顯示,已有27個省份公布2025年常住人口數據,其中20個省份出現人口負成長。湖南、四川、安徽分別減少47萬、46萬及41萬人;張蘭所在的山東省常住人口則減少37.2萬人。
隨著人口政策由「限制生育」全面轉向「鼓勵生育」,過去以控制人口數量為核心的龐大基層治理網絡,正面臨系統性的職能重塑。原先負責執行計劃生育、徵收超生罰款的計生專幹,以及兼任相關職能的社區網格員,如今轉而站在勸生與促生的第一線。
多地曾出現社區工作人員透過電話隨訪、入戶排查等方式,密集詢問轄區適齡已婚女性的備孕規畫,甚至了解末次月經時間並逐一登記的情況。這類做法延續傳統人口監測模式,在社交平台引發討論;部分年輕人將其稱為「電話催生」,也有受訪女性表示感到隱私受擾。
不過,與過去擁有執法權的計生工作不同,如今的勸生工作缺乏強制力。基層人員在執行考核指標時,常面對電話被直接掛斷或居民冷淡抵觸的情況。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結婚登記為683.3萬對,創1986年以來新低。2020年中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較2010年延後3.78歲。房價、教育、醫療與就業壓力,以及對未來收入和社會保障的憂慮,均成為年輕人延後婚育、甚至選擇不婚不育的重要因素。
有評論認為,中國人口危機不僅與生育率下降有關,也涉及長期控制生育權所遺留的影響、過往政策後果及當前經濟困境。從強制限制生育轉向催生,反映出政策方向的劇烈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