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大改造」到現代版「公私合營」
如果一個人多年辛苦打拚、合法經營所累積的資產，突然被執政黨以「制度優化」、「社會責任」或「共同富裕」等名義接管，將會是什麼感受？
2026年6月19日，中共黨媒刊出〈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一文，並冠以「偉大征程」的政治標籤。該文高度讚揚中共在1953年至1956年間推動的「三大改造」，尤其將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描述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寶貴經驗。
有觀察認為，這類對歷史的重新包裝並非單純懷舊，而是在財政與統治壓力之下釋放的政治訊號：針對民間資本的新一輪大規模掠奪，可能正在展開。
「五反運動」與上海的「空降兵」
中共建政初期，為消滅私有制，隨即針對私人工商業者發起「五反運動」。這場運動是中共建政後首度大規模政治運動，也被視為後續「三大改造」的前奏。
「五反」名義上包括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及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相關批評認為，其實質是對資本家財產的掠奪，甚至造成嚴重人身傷害。以「反偷稅漏稅」為例，當局要求業者補繳歷年「偷漏稅款」，追查範圍甚至延伸至民國或更早時期。由於核算出的稅額極其龐大，許多資本家無力支付，最終傾家蕩產、企業被接管，陷入絕境。
當時不少上海資本家陷入求死無門的處境。由於跳入黃浦江可能被指為企圖逃往香港，家屬仍可能被追稅，有人選擇跳樓自盡。根據不完全統計，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兩個多月間，上海共有876名私營業主自殺，平均每天超過10人。
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據稱每天上班時常問身邊人：「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所謂「空降兵」，即指那些因絕望而跳樓的商人。
至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時，被追繳的私營業主資金超過30萬億元舊幣，數額相當於中共在朝鮮戰爭耗費軍費的一半以上。
「公私合營」與強制「贖買」
若說「五反運動」是對私人資本的公開掠奪，隨後推動的「公私合營」則被批評為對中國民營企業的一次群體性消滅。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在10年至15年內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便是所謂「三大改造」。其中，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自1954年開始，到1956年底全面展開，通常被稱為「公私合營」。
在此制度下，原先由老闆持有全部股份、政府不參與的一家工廠，改造後由政府派遣管理人員進駐，生產計畫改由政府決定，企業利潤也受到政府控制；表面上，原業主仍保留部分產權。
當局當時以「贖買」作為處理方式，宣稱由政府買下私人企業，但業主實際上並沒有拒絕出售的選擇。所謂「贖買」也不是政府與業主協商合理價格後一次付款，而是依私股股額，每年向原業主支付固定利息，即「定息」。
1956年7月，定息正式定為年息5%，原定支付期限為7年，1963年改為1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定息被視為資本家的「剝削」並被完全取消。
這場公私合營運動，使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形成的一批民族企業家退出歷史舞台。到1956年底，中國私營企業已不復存在，80多萬名原私營業主失去產權。
從重慶「唱紅打黑」到民企處境
進入21世紀後，針對私營經濟的整肅曾於2008年出現一次預演。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發起「唱紅打黑」運動，震動全國。
這場運動表面以打擊黑社會為目標，但有觀點認為，薄熙來實際上藉由「打黑」掠奪私營經濟，為日後政變推翻習近平籌集資金；而「唱紅」則用於宣揚中共紅色文化，為未來政變塑造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
據相關爆料，2007年秋季中共十七大期間，習近平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被內定為胡錦濤之後的中共第五代黨魁；薄熙來則被安排擔任重慶一把手。薄熙來對此不服，遂與當時掌管武警及政法系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密謀，試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接替周永康、掌握「刀把子」力量，之後利用「唱紅打黑」累積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在適當時機推翻習近平。
「唱紅打黑」使重慶許多民營業主傾家蕩產，不少正常經營的企業家被定性為黑社會。這場在中共歷史上罕見的地方性政治運動，當時不僅未受阻止，反而吸引各地乃至中央官員前往重慶學習。
2012年薄熙來倒台後，外界原以為這場風波已告結束；但有評論認為，習近平上台後十餘年所推行的，正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
近年來，中共當局表面上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法規與政策，並稱民營企業是「自己人」、承諾保護民企；然而，英國《經濟學人》曾披露，中國企業家正以驚人速度神祕消失，幾乎每週就有一人被捕。
中國經濟學者向松祚2019年公開演講時曾表示：「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中共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這段話被認為點出中共與當代中國民營企業家之間的真實關係。
相關論述指出，在《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終極教條下，無論民營企業規模多大、提供多少就業或稅收，終究只是可被利用後拋棄的工具。
「沒有宣言的國有化」七種方式
有財經分析人士將當前情況形容為一場「沒有宣言的國有化」，認為其隱藏於現行法律和行政框架之中，並透過七種方式逐步侵蝕民間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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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黨委進駐私營企業，並進行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造。此方式被形容為「溫水煮青蛙」。目前阿里巴巴、騰訊等大型網路企業，被指已透過國資持有的「黃金股」機制受到控制，國資因而取得一票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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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特定企業或企業家啟動腐敗、逃稅等調查。做法被指為先凍結資產、拘押企業家，再迫使當事人為換取人身自由，「自願」向國有機構轉讓股權，或接受國資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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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行政許可與監管手段施壓。當局未必直接沒收財產，而是透過行政文件、限制融資、吊銷執照等方式，使整個行業陷入困境，隨後由國資以「救助」名義低價接手。教培行業被視為一紙文件之下遭實際消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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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打著「共同富裕」旗號推動所謂「自願捐獻」。在政治壓力下，多家大型企業密集宣布捐出數百億元。相關批評認為，這表面上是履行社會責任，實質則是對民間財富的政治性提取，與歷史上的「贖買」本質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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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動數據與平台國有化。透過相關立法將企業數據交由政府託管，民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而被實質剝奪。滴滴出行整改期間的數據受控，被視為這類數據掠奪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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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建立戰時經濟動員機制。2021年修訂的《國防動員法》及相關配套法規，授權中共在所謂「緊急狀態」下徵用一切民間資產。若台海、南海局勢升級，或內部出現政治危機，這些法律可能成為沒收民企資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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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對民企原始積累進行「原罪清算」。民營企業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發展檔案掌握在中共手中，過去未被全面追究；但在當局既需要資金又需要控制企業的情況下，可能藉由清算歷史問題施壓。這被認為與20世紀50年代的「五反運動」相似。
上述七種手段，各自都配有看似正當的敘事：黨委進駐企業被稱為「加強黨建」，強制入股被稱作「優化股權結構」，監管整治被包裝為「規範行業發展」，捐款攤派則被稱為「履行社會責任」。但相關分析認為，最終結果是民間財富持續而系統性地向政府轉移。
國企重組加速與核心行業集中
在對民企進行整肅的同時，中共也加快中央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合併重組。2026年5月31日，《關於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正式下發，各省密集召開會議，研究如何「做大國企和國有資本」，並發揮經濟中的主導與壟斷作用。
數據顯示，僅2026年1月至5月，A股便發生224起央企併購重組事件，涉及43家央企。從中國石化吸收合併中國航油，到中國神華快速收購母公司旗下12家核心企業，高密度、快節奏的重組，正使能源電力、裝備製造、醫療健康及新能源等核心戰略產業的壟斷權力，進一步集中於少數超大型央企。
回顧過去，2002年中共曾將電力集團拆分為國家電網與南方電網，並將車輛集團拆分為南車與北車，名義上是為了「打破壟斷、促進競爭」。但習近平上台後，南車與北車於2014年重新合併為中車集團；2016年寶鋼與武鋼合併；2017年神華與國電重組。
至2026年，央企併購重組被認為已從過去的「做大規模」，轉向「做強控制力」。有觀點指出，這意味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正被全面結紮，市場活力將受到扼殺，並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與資產荒。
另有分析認為，這顯示習近平當局在國家核心產業中已徹底放棄市場經濟機制，甚至連過去為平衡體制內部矛盾而保留的「分拆競爭」機制，也一併放棄。
私有產權與體制合法性的矛盾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對私營企業的打壓乃至絞殺，被認為是中共體制下的必然結果。其核心矛盾在於：在中共治下，私人產權從未真正獲得保障。
若改革開放後發展私營經濟被認定為正確，則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便可能被視為錯誤；而若承認「三大改造」有錯，當年在暴力土改中被殺害的200萬地主，以及在公私合營中遭迫害致死的眾多資本家，便涉及國家賠償與歷史平反問題。
然而，一旦否定「三大改造」，中共過去的「革命」與建政後的「社會主義」合法性便將受到根本衝擊。這被形容為中南海難以解開的死局。
在社會主義制度與持續革命的邏輯中，改革開放並非常態，而是一種在兩種體制之間走鋼絲、極不穩定的例外狀態；相較之下，習近平與毛澤東的政策，才被視為中共體制的常態，兩者之間可以無縫銜接。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釋放了民間信心；但若中共從未放棄消滅私有制的目標，只是在需要資金時暫時將其隱藏，那麼改革開放所釋放的可能不是信心，而是一場由體制精心編織的幻覺。
在市場最需要恢復信心的2026年，官方重新高調頌揚「三大改造」及「公私合營」，被解讀為已對外發出清楚政治訊號：這個體制不僅未曾真正改變，未來也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