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阿凯迪亚市前市长王艾琳（Eileen Wang）于2026年5月底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认罪，承认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告，王艾琳与孙耀宁（Yaoning Sun）于2020年底至2022年间，在未依法向美国政府申报的情况下接收中共官员的指示，透过华文网站《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刊登有利于中共的宣传内容，包括主张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或强迫劳动等文章。两人并回报文章连结、截图与浏览数等成效。王艾琳的案件凸显出中共对外的渗透已经深化且更加复杂。
渗透的升级：中共代理人的演变
中共并非近期才开始透过代理人影响他国政治。长期以来，北京即高度重视海外影响力的扩张；习近平上任后，统战工作更被置于更加核心的位置，特别是透过统战系统强化对海外华侨与华人社群的经营。过去较常见的模式，是透过资助学术研究、政策讨论与公共论述，影响已经具有社会能见度与话语权的外国菁英。换言之，北京未必直接对外发声，而是透过「影响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人」，让具备可信度与传播能力的外国人士，替其传递希望被外界接受的叙事。
「王艾琳案件」显示出，中共的海外影响模式可能出现了更进一步的转变。代理人不再只是协助传递讯息、塑造论述，或影响政策圈对中国的认知；而是直接进入地方政治与小区网络，透过华人小区服务、选举动员与公共职务，逐步取得政治参与的正当性。代理人已经从锁定并影响政治人物的那方，转化为政治行动者，并藉由地方政治的制度管道渗透并影响地方政治与小区网络。
代理人参与地方政治的安全风险
这种代理人渗透地方政治的模式尤其值得警惕。一般而言，外界讨论外国干预时，往往较关注中央政治层级——联邦立法者、内阁官员、情报机构或国家安全决策圈——因为这些机构掌握最显而易见的政策权力。然而，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并不只存在于中央政府。许多政策的落实与社会影响发生在地方与市政层面，包括区域规划、公共服务、小区关系、地方媒体与族群事务等。而这些层级，恰恰也是制度防卫相对薄弱之处。
相较于中央政府通常具备安全审查、情报支持与对外国干预风险的制度性认知，地方政府与市议会往往缺乏相同的资源与警觉。地方官员可能受邀访问中国、参与统战相关组织主办的活动，甚至签署合作协议，却未必清楚理解这些互动背后的政治意涵。在缺乏制度性提醒的情况下，即便本身无意配合北京，地方官员仍可能在不自觉中成为外部势力长期经营的场域。
对于治理层级复杂的联邦民主国家而言，这种风险具有高度不对称性。中央政府可以审查国会议员、内阁官员或敏感部门人员，却不可能以同样密度审查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与小区组织。地方官员可能影响小区资源分配、公共叙事与对外合作安排，却未必被纳入国安风险评估的范围。这种制度不对称形成了一种结构性脆弱性，而北京显然清楚掌握这一点，并将其视为可以长期经营的政治空间。
中共对海外渗透已扩大，各国须提高警觉并强化合作
「王艾琳案件」所反映的，不只是单一个案中的外国代理人问题，而是中共海外影响力行动持续扩张与升级的缩影。根据Miles Kahler对「恶意外国影响」（malign foreign influence）的界定，恶意外国影响是指外国行为者透过胁迫、腐化、欺瞒或隐蔽手段，试图干预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与治理过程。[3]「王艾琳案件」中所呈现的多重手段——隐蔽身分、配合中共情报人员、操弄地方媒体——具体体现了这样的定义。近年来，北京对外影响工作的操作手法愈加复杂，从过去较为常见的论述塑造、菁英拉拢与侨社经营，逐渐延伸至地方政治、小区动员与选举参与等更具制度渗透性的层面，更直接地触及民主制度的运作基础与社会信任本身。
相较于许多民主国家近年才开始系统性关注并因应中共渗透，台湾面对北京的复合式压力已长达数十年。从军事恫吓、经济施压、政治分化到假讯息操作，台湾长期处于高强度、高频率的外部干预之下，却仍能维持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在反制假讯息与外部干预方面，台湾逐渐发展出政府、民间组织、媒体与公民社群之间相互协作的应对模式。这些经验不只展现了台湾民主社会的韧性，也使台湾具备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换预警机制、分享实务经验、共同强化制度防卫的条件。
因应中共海外渗透，不能只依赖单一国家的防卫能力，也不能仅限于中央政府层级的安全机制。民主国家有必要强化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制度合作，尤其是在地方政治、侨社互动、选举安全与假讯息防制等领域建立更完整的预警与应对机制。台湾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提醒：当威胁尚未全面浮现时，正是民主国家提前准备、相互学习与共同防卫的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