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28日訊】（英文專欄作家Anders Corr撰文／原泉編譯）部分媒體將焦點放在中共間諜的民族背景上，這是一個誤區。最容易被中共策反的人是受「精英俘獲」手段所影響的人﹐在大多數國家，這些人通常是商界和政界的非華裔領導者。
孫雯（Linda Sun）被控代表中共政權影響紐約州長辦公室，以換取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利益。孫雯是美國華人移民群體的一員﹐是歸化的美國公民。對於孫來說，她的種族背景遠不如所獲得的利益重要，根據司法部文件﹐這些利益包括一套價值410萬美元的位於紐約長島的公寓、檀香山一套210萬美元的海景公寓，以及據稱是從中共得來的錢再洗白後購買的一輛2024款法拉利跑車。
我懷疑中共當局是否願意支付這些巨額資金，尤其是如果他們知道——他們確實知道——這些錢在很多方面會引起FBI的警覺。
媒體中的一些人指責中共在海外華人中招募間諜，從事間諜和影響力行動。《紐時》的報導稱：「分析人士表示﹐祕密活動通常遵循一種模式，中共招募華裔滲透權力中心，或壓制中國異議人士和其他批評中共的人。」《紐時》描述了紐約州孫雯的案例，並提供了其它三起華裔被指控在加拿大、德國和英國從事間諜活動或影響力活動的軼事證據（anecdotal evidence）。
（軼事證據是一種對常見現象的不太有把握的證據，然而，對於一些特例現象，軼事證據常常被廣泛接受。）
其他人可能因影響力或間諜活動而獲得的報酬遠不如孫雯。因此，他們可能更容易受到種族因素的影響。我自己也看到過中共情報人員有選擇地招募華裔美國人的軼事證據。
然而，有許多其它原因促使人替中共從事間諜活動。有許多非華裔人士為中共進行影響力行動、間諜活動和技術竊取的案例，比文中提到的軼事更為嚴重。一些美國公司稱被「強迫技術轉讓」，但實際上並非強迫﹐他們選擇以美國技術換取中國的市場准入和豐厚利潤。儘管這樣做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極其不利，但並沒有法律禁止饋贈這些技術。此類行為使我們損失數千億美元的商業收入，並冒著戰爭的風險，因為中共軍隊通過竊取的美國技術變得更加強大。
實際上﹐其他一些為中共謀利的非華裔人士是政府高官，他們在卸任後擔任「顧問」，在沒有注冊為外國代理人的情況下，為中共謀利。有些人可以接觸到國家元首或部長級別的個人。
已故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數十年來與北京和華盛頓的官員保持著無人能比的接觸。「策略危機」（Strategy Risks）顧問諮詢公司創辦人兼CEO伊薩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在《美國第二：美國精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一書中寫道，早在1989年，基辛格就涉嫌「與一家中國國有企業共同成立了一個7,500萬美元的中國風險投資基金。」據稱，基辛格與習近平、喬‧拜登、唐納德‧川普（特朗普）以及多位美國前總統保持接觸。
中共政權的非中國代理人可以在法律範圍內運作，受到較少的審查，這使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對美國和民主的整體危害更大。有力的論據是，中共在選擇低級別間諜時的種族傾向不應該過度影響我們對更高級別威脅的理解，不應該影響在尋找和起訴間諜方面的執法努力、或者在尋找中共影響我們民主的傳統和非傳統手段時的警覺性，這也包括華盛頓和學術文獻中所稱的「精英俘獲」。
根據傳統基金會的觀點，「精英俘獲是中共使用的一種政治戰形式，旨在控制中國境外的政治、學術、商業和文化領袖的行為，使中共受益。」中共使用「經濟獎勵、財政依賴或妥協、商業糾紛、進入中國市場的承諾、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甚至勒索」作為「控制手段」。
訴諸某種共同的民族或種族認同，可能是中共招募間諜或精英的一種手段。然而，這只是眾多方法中的一種，且僅僅是表面現象。中共就像把意大利麵扔在牆上，看看哪一根會黏住。它並不真正關心一個人的膚色，只要這個人能為政權帶來利益。事實上，中共對種族的訴求應該會冒犯華裔美國人，而不是成為他們為北京效力的理由。更具隱蔽性且有效的誘因，如金錢和意識形態，對任何民族都是同樣適用的。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學位（2008年），也是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負責人與《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對北美、歐洲和亞洲進行廣泛的研究，著有《權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2021年）和《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原文：Chinese Spies: Hyping Ethnicity Misses the Boat刊登於英文《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