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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北京钓鱼台。会议室里，空气凝固如冰。
江青脸色铁青，当着戚本禹和姚文元的面，把一封万字长信往桌上一摔，怒吼：「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31岁的秘书阎长贵腿软了，结巴着：「我怕她和您有关系……」
江青冷笑：「无知！无知就要犯罪！」
几天后，阎长贵被持枪战士押到秦城监狱。
从江青的秘书到单人牢房，只因为一句话。
一切要从一年前说起……
成为江青的秘书
阎长贵1937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6年6月，文革爆发，他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在中共内部或者政府里没有实际职务，和毛泽东共享一个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文革开始后，江青被毛泽东指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收到的信件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二千封。于是成立了帮助江青处理信件的办信组，由阎长贵负责，归戚本禹领导。
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告诉阎长贵，江青需要一名秘书，他向江青推荐了阎长贵。
就这样，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成了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江青的考验
给江青当秘书，可不是一件轻松事！
起初，阎长贵每天收发文件、分类挑选，却不能直接递给江青，只能通过警卫员中转。更奇怪的是，以前江青还会跟他聊天握手，现在却像没看见他一样，冷若冰霜。
阎长贵摸不着头脑，偷偷问警卫员，才知道：这是江青在「试用」他、在考验他的忠诚！原来，当时有句顺口溜：「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江青担心他「化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阎长贵咬牙坚持，一个月后，终于过关。江青点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完全『化掉』。」但他的老师、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却私下警告：「你政治上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当秘书。」
谁知，这句话竟一语成谶（chèn）。
江青的死命令
通过考验后，江青对阎长贵下了死命令：「做我秘书，就要绝对保密！该知道的，我告诉你；不该知道的，连问都别问！」
每天，阎长贵处理的——几十份、上百份，摞起来半尺高，字数十几万！他得分三类：必须看、参考看、浏览看。早上江青起床前，他就备好卷宗，夹上小纸条，写明日期和日程。
江青的办公室、卧室、餐厅，到处装着电铃：响一下叫秘书，响两下叫护士，三下叫警卫。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阎长贵一刻不能离开，没休息日——铃响了，你不在，就得挨批！
尽管阎长贵尽心尽力地工作，还是惹来了大祸。
惹祸的一封信
1967年底或1968年初，阎长贵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的长信——足有上万字！
写信人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她自述从艺经历，说自己也曾叫「江青」，1949后改名，有些存款想上交党费，还说她在文革中受了冲击。她把江青赞扬了一番，最后求江青帮忙说句话，减轻压力。
阎长贵忙中偷闲，断断续续看完，以为这个演员和江青有什么渊源，就附了张小纸条，把信送上去了。
第二天，江青在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脸色铁青，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为什么把这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吓傻了，结结巴巴：「我怕她和您有关系……」江青气急败坏：「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
离任审查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阎长贵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是从那天起，江青态度大变，一周不叫他、不让他送文件。
正巧这时他的搭档杨银禄从老家奔丧回来。1月9日，正好是阎长贵当秘书一周年，江青没好气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马上把文件移交给杨银禄！」阎长贵灰溜溜走了，当天就把所有文件清点完毕。
晚上八九点，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中央办主任汪东兴找他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的，还是回办信组吧。」汪东兴说：「不忙，先走例行程序。」
阎长贵以为没事，收拾东西跟着去了中央警卫连，准备「走例行程序」。汪东兴还安慰：「你档案我看过，没问题，是我挑的你。」
谁知，这「例行程序」就是被警卫连看管，开始离任审查！
被押解到秦城监狱
1967年1月23日晚，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
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是党内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杨成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这阵势表明：阎长贵的问题大了。
谢富治说：「江青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阎长贵连连点头。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心里一凉。
陈伯达要求阎长贵按照他的口授，给阎的妻子写一封信，说他要去出差，把文件忘在家里，会派人来去，还让妻子按照安排搬到某个地方。
当时，阎长贵的妻子从山东农村到北京来治病，住在一个临时的住所。
陈伯达让阎长贵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抄家。
被囚禁七年半
第二天深夜，阎长贵被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上吉普，直奔秦城监狱。他被关进一间只有六七平米的单身牢房，从此，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代号：6820。在这里，他一待，竟是七年半。
很多年后，阎长贵回忆在秦城的经历说，皮肉之苦没怎么受过，他只被罚站一个上午，但是精神折磨足以让人崩溃。
他说：「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
他说：「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
后来，他开始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写顺口溜。他前前后后做了1万2000多字的顺口溜。
他说，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审。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跟人说话。但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整个七年半，他总共被提审过两三次，也没有问什么特别的问题。
流放湖南五年
阎长贵被抓进秦城监狱，出乎他的意料。从秦城监狱获释，也出乎他的意料。
1975年5月，项目组来到秦城，突然对他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阎长贵喜出望外。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离开秦城，「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阎长贵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因为这七年半，他对家里情况一无所知，家里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发出后的第十天，他接到儿子的来信。接着，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泪眼相对。家里人看到他还活着，都挺高兴。短暂团聚后，他的父母回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来，跟他一起在农场安家落户。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他的问题做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他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领导；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
项目组的人要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认为这两条都不是事实，拒绝签字。这时，专案组的人搬出江青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
阎长贵知道辩解无用，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只好违心地签了字。
阎长贵的问题有了结论，农场就把他安排到农科所学校教书去了。后来，他还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1978年，阎长贵被调到农场的宣传部，还在农场领导支持下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为什么蒙冤？
江青为什么因为阎长贵送错的一封信发那么大的火呢？
因为当时文革的政治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1967年夏，毛发动的文革在军队系统引发一系列强烈反弹。毛不能失去军队的支持，于是，决定抛出三个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三个人都是毛发动文革时倚重的笔杆子，是「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突然决定牺牲这三个人。江青为了脱开与他们的关系，也在身边找替罪羊，而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她做秘书的，所以阎长贵就成了戚本禹「安排」到她身边的「坐探」。
而被无辜冤枉坐牢七年多的阎长贵在1980年回到北京，回到了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此时的《红旗》杂志已经改名《求是》了。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观众朋友，您怎样看待阎长贵的一生？他31岁到43岁最好的年华，全部都因为中共领导人的一句话而浪费在监狱和农场里。您认为这是个别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还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欢迎给我们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