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必將外國企業收歸國有，仍能巧妙運用它們。企業只需不斷進入中國市場，利用製造基地或獲得資金的機會，並與北京方面合作，便讓企業的常規逐利動機完成剩餘的工作。
跨國公司的董事會無需直接向中共政權負責，卻能表現得像受其管轄一般。它們只需理性地得出結論：堅持原則的代價高於順從。十年多來的這種權衡過程，逐漸形成被俘獲的現象。這不是靠戲劇性的指令實現，而是逐漸演變：在此過程中，自我審查、數據本地化、保持對人權問題沈默、以及優待官方合作夥伴，逐漸成為最少阻力的作法。
本文將研究三家跨國公司，來自消費電子、酒店服務和銀行金融業，分析它們如何適應中共在經濟、治理、技術和政治層面的各項指標。重點在於那些難以用商業邏輯解釋的行為模式，以及北京方面採取的胡蘿蔔與大棒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