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福岛核灾以后，有关非核核电是否继续运作的讨论相当多。台湾科技媒体中心引用哈佛大学有2份研究指出，居住地越靠近运转中的核电厂，周边居民的整体癌症风险，以及特定癌症的发生率与死亡率皆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但这项研究仍有需经近之处，哈佛的专家提醒，这两项研究分别以郡（county）和邮政编码（zip code）为单位，所以仍不能直接推估到个人风险及因果关系上。
由于核能作为低碳转型中的一环，为了解核电厂正常运转期间对周边居民健康是否有影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研究团队，以美国癌症资料为基础，先后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全美癌症死亡率研究，以及在《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发表麻州癌症发生率研究 。
专家指出，这两篇美国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之处：暴露怎么算、时间看多长，以及能不能把风险换算成实际病例数。
首先，研究不再只把居民分成「住在核电厂几公里内或外」，而是采用距离加权方法：把每个地区200公里（全美）或120公里（麻州）范围内所有核电厂都纳入计算，距离越近权重越高、越远越低，再把每个地区所有邻近核电厂的影响加总成一个连续的「接近核电厂程度」指标。用这种方法，研究可以画出「距离与癌症风险」的关系曲线。
例如在全美数据中，当把一个郡周围所有核电厂的距离合起来换算，等同于住在距离一座核电厂大约5–10公里的位置时，65–74岁族群的癌症死亡风险约增加20%。在麻州数据中，当把一个邮政编码周围所有核电厂的距离合起来换算，等同于住在距离一座核电厂约2公里的位置时，模型估计55岁以上居民的整体癌症发生风险大约增加50%到150%。之后会随距离越远而下降，在约25公里以外时，风险差异几乎看不出来。
再者，两篇研究都使用2000–2018年，长达19年的癌症资料，全美分析看的是癌症死亡，麻州分析看的是癌症发生。全美研究还计算每座电厂过去10年的平均暴露，用来反映癌症可能需要多年累积暴露与潜伏期，并测试2、5、10、15、20年不同时间窗，结果都相当一致，显示研究结论对时间窗设定相当稳定。
最后，两篇研究都把相对风险换算成可归因病例数。例如全美研究推估，在研究涵盖的2000–2018年各郡中，大约累积115,586例癌症死亡可归因于与核电厂的空间接近。在麻州研究，则估计约有20,618例癌症病例与住在核电厂附近有关。若粗略除以19年，约相当于全美每年平均多6千多例（文章指出其中光是65岁以上族群，每年就约有4,266例癌症死亡与核电厂邻近有关）、麻州每年平均多1千多例的病例。
专家解析，模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有一部分癌症可能和长期住在核电厂附近有关，可以视为理论上有机会被避免的病例；如果没有这样的距离暴露，这些病例发生的机会本来可以更低。
专家认为这些研究传达的一个共同讯息是：即使在没有事故、排放符合法规的情况下，核电厂附近居民的癌症风险看起来并不是零，而且会随着与电厂的距离改变，越远越低。在全美的研究中，风险差异主要出现在距离核电厂约5–10公里、且年龄55岁以上的族群；在麻州的研究中，距离超过约25公里后，风险几乎看不到差异。
全美那篇研究的作者也指出，核电厂相关的健康影响主要集中在电厂附近的小区，而不像燃煤电厂那样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人口。燃煤电厂的健康影响主要来自空气污染。有研究估计，美国燃煤电厂相关空气污染在1999–2020年间，累积约造成46万例死亡，换算下来平均每年约20,909例与这类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
台湾核电厂多位于北部与东北部沿海，周边住宅、学校和医疗院所非常密集。即使每个人的风险只增加10–20%，一旦乘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暴露人口，再加上长期暴露时间，累积的癌症病例数与医疗负担仍可能相当可观，而这部分在过去的风险沟通中往往被低估。
对能源政策来说，这代表台湾在比较核能、燃煤、天然气、再生能源时，除了看减碳效果与发电成本，也应该把核电厂周边居民可能增加的癌症负担纳入同一个评估框架比较。我们在2024年的一项整合17个国家、175座核电厂的国际研究中发现，住在核电厂30公里内的居民，全癌症、甲状腺癌与白血病风险都有显著增加，而且5岁以下儿童的全癌风险最高，显示儿童可能是更敏感的族群，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这两篇研究也有限制；专家认为这属于生态研究，使用的是郡或邮递区的平均数据，因此很适合用来观察哪些地区风险较高，但如果是谈个人风险或因果关系，就无法直接推论「某个人因为住在某个距离就一定增加多少风险」。
此外，研究主要用住家距离核电厂作为暴露指标，并没有直接测量每个人的辐射剂量；实际暴露仍可能受到排放量、风向、排放高度、地形等因素影响。
另一个限制是，这两篇研究都没有对儿童癌症做详细分析，主要原因是儿童癌症在资料中相对少，一旦再按照年龄、性别、地区和年份分层，资料会变得太稀疏，估计不稳定。不过，儿童与青少年通常被认为是对辐射较敏感的族群，如前述我们的国际研究显示，5岁以下儿童的全癌症风险较高，因此未来研究若能结合儿童数据与长期追踪，会更完整。
如果是用在能源政策或跨国比较，则有另一个限制。目前这两篇研究把所有核电厂视为同一类暴露来源，也就是用距离估计暴露程度，没有细分不同机组的型式、建造年代或能源政策等。但实际上，不同国家与不同世代的核电厂在设计与运转条件上差异很大。未来若要更精确评估核电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就需要把电厂技术型式、建造年代与国家能源政策等一并纳入分析。
专家认为，这些研究并非直接定论「核电一定致癌」，而是指出在大型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个稳定的现象：住得越靠近核电厂，癌症的发生或死亡风险有小幅增加，增加幅度大多在1.1到1.2倍左右。对单一个人来说，这可能不是非常高的风险；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小幅风险如果乘上很多人、又持续很多年，就可能累积成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口疾病负担。
这两篇美国研究估算，2000–2018年间，研究涵盖的美国郡中约有115,586例癌症死亡，在麻州约有20,618例癌症个案，被估计与住在核电厂附近有关，约相当于全美每年增加6千多例、麻州每年增加1千多例。我们一篇针对全球的研究也显示，住在核电厂30公里内的居民，全癌、甲状腺癌与白血病风险有显著增加，5岁以下儿童的全癌风险最高，代表不同国家、不同数据源看到的方向是一致的。
对民众和决策者来说，比较合理的态度是：不要把核电视为完全没有健康代价，也不要简化为一使用核电就会造成多人致癌，而是把核能当成一个有减碳效益、但健康风险并非零的能源选项。把核能与燃煤、燃气及再生能源放在同一个健康风险与环境效益的框架下比较，将有助于未来更理性地讨论能源转型与公共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