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王后區的一間小辦公室掛著「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的招牌，總是有人來來往往，然而，牆角的那部電話平時卻打給誰，並不為人所知。
2026年5月13日，在紐約聯邦法院揭曉的判決中，「福州海外警務站」的負責人盧建旺面臨著一份混合裁決。陪審團對於檢方所描述的「一群人的密謀行動」表示不認同，但卻認定了盧建旺在「充當中共政府未申報代理人」和「妨礙司法公正」方面的罪行。法庭所界定的情況是，這個以「海外僑務」為名的服務站，在未經美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接受中共公安部的指揮。
這宗案件的重要性在於，揭示了一個事實：不需要地下組織，一個看似公開、日常且只是為同鄉辦事的平台，就已足以暗中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
相較於引人注意的標籤，真相平淡沉悶卻堅如磐石。這須讓我們想起之前的報導中，熊召政出賣朋友野夫的案例。他們並非被視為「特務」，卻藉著看似普通的身分和關係，成功地滲透到某些領域。
詳細的研究發現，這套機制在中共的安全系統中被稱為「物建」：物色目標、建立關係，並開發控制所謂的「特情」，即系統內的祕密線人。這種機制不以道德為重，只著眼於誰能無防備地接近目標、誰可信度高到不致引起疑慮，以及誰的弱點被他人操控。
這樣的系統持續超越國界，在不同地區以同樣的運作方式運轉：控制者下達任務，執行者以真實身分接近目標，收集資訊後回報；若內容不夠具體，下一輪任務便會做出調整。這套模式從北京的60年代客廳延伸到21世紀的紐約僑社、倫敦資料庫和歐洲議會的辦公桌。
報告更揭示了類似的模式在倫敦的案例中出現。袁松彪和衛志樑分別有過香港警察和英國邊境人員的工作經歷，但陪審團認定他們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其所在單位成為他們行動的基地。
這些案例再次強調一個界限：關鍵在於是否能找到事實證據，而非僅僅是將標籤套用於被告身上。
